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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正处暑热末尾当中的长安城。已经转移到了北内大明宫的避暑所在——太液池之畔的含量殿内的周淮安，一边摩挲着只着一件短到腿根的半截旗袍式小衣，趴伏在腿上像是慵懒猫咪似的韩霁月那长及小腿的花式编发；
一边听取着轮番递进而来的汇报，同时一心两用的对着帘子外口述着种种决意，或又是临机一现的思想火花。比如，南边五道十二路再度涌现出来的宗族聚居和乡土结社的苗头。
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抱团聚居以对抗外界风险和威胁的传统；而从小家庭到大宗族形式的分工无不是这种需求的外在表现方式。
因为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身为人类个体抵御各种生产生活中风险和意外的相应能力，实在太卑微和薄弱了。无论是饥饿的野兽袭击、高强度的农业生产、还是人为的徭役征发和摊派。
往往都很容易因为受伤或是生病造成的劳动力缺失，以及后续连锁反应的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积累，而让整个家庭走向崩溃和毁灭。更别说那些历代频发的天灾人祸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血缘纽带的宗族为形式的抱团，就频繁出现在各种拓荒和移民的历史当中；而所谓的礼法制度，也随之诞生在这些社会单位当中，作为协调复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生产、生活秩序的依据。
但是任何东西经过长久发展之后，也不可避免会产生相应的弊端，尤其是人扎堆之处。随着分工固定下来，三六九等阶级和压迫也由此产生；而历经演变的礼法也自然变成大宗压迫小宗，主干剥削支系的工具和帮凶。
这也是后世那些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下，习惯了小家庭独立自主生活的人们，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事物。但是现在太平军用营田所和屯庄组织，强行取代了这些底层抱团取暖的需要之后，参与地方上那些乡村市镇里还是免不了会有一笑回潮。
理由也很简单，就像是宗教信仰一样，在长久的社会形态演变下来之后，人们都是需要一个可供缅怀和纪念的追溯对象（祖先），而宗祠和族谱的存在无疑可以保持和延续，这种血缘和婚姻为纽带的亲缘关系。
因此对于这种打散拆分之后的死灰复燃，太平军本身并不严格限制和禁绝。只是要破除掉其中夹带有大量旧时代色彩的宗法、礼教之类的残余，而代之以鼓励寡妇再嫁，提高健康生育年龄，严惩吃绝户之类，新朝雅政式的各种新风尚而已。
此外，就是南方各道劝学办学之风突然大盛起来，从州县到乡村自上而下一下子像是雨后春笋一般的冒出许多形形色色的蒙孰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以资助办学为由可以名正言顺的托寄田地。
要知道，如今那些地方上有点字号的豪姓大户被太平军杀的杀，流的流；剩下的也难逃异地迁移安置的命运。于是让一些地方被重新推举出来的殷实、小康人家，得以填补了相应的社会阶层空白。
而利用这机会得以崛起并且重新聚附了一定身家的商人们，同样对于太平军的严厉政策心有余悸，而担心自己置办的田产在日后重新成为被清算和限制的对象，于是以办学为名起乡孰而托寄田地，就成为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出路了。
因此，各种良莠不齐的一时间充斥于大江南北的乡野之间。对此周淮安的态度则是“你们高兴就好”式的暂且不管不问；毕竟，太平军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和考核体系；而这些地方蒙孰出来的生员，最后还是要通过新朝统一标准才算数的。
至于托寄田地的问题短时间内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托寄之后的学田，依旧还是要钱粮赋税徭役一体缴纳的；只是从明面上属于地方的集体产业，不属于《太平田亩制度》严令打击的土地兼并行为。
不过，在周淮安将其批转给皮日休所属的训学部门之后，对方还是颇为郑重的进行了一番拾遗补漏式调研和考证，然后重新给交出了一份管理细则来；其中就有好些让周淮安耳目一新的内容。
比如在重点圈出来的限制学田上限和变相土地集中的问题上，他们采取了一个浮动统计的标准，比如按照当年所收学生的数量，决定可以接受托寄学田的上限；
又比如在县乡学官当中，他们设计了一个巡回派遣制度，以每年秋收之后的农闲之期对这些乡土蒙学进行登记，和相应的教职基本常识考核，以决定他们是否可以参加地方乡试的资格。
虽然未免有所为相应学官系统扩权和延伸影响力，乃至谋求潜在利益的动机，但是却还算得上是印证了那句“只要肯用心（抓权），办法总比困难（问题）多。”的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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