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牧场毕竟不同于陆上牧场，多一群牛或一群羊都能一目了然。
所以，尽管在各种科学仪器的辅助下，关注莱州湾海洋牧场的专业人士对越来越多处于食物链上游的大型鱼类前来“争食”有所感知，但沿海少鱼的状况短期内难以看到改变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
直到在莱州湾内发现两个“大家伙”，众人恍然发现，莱州湾海洋牧场的资源恢复之快恐怕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那是嘉谷工作人员在启动海洋牧场观测网建设的时候，发现了两条貌似鲨鱼的鱼，一时惊动了海洋牧场建设团队上下。
后来追踪到这两个“大家伙”的足迹，才看清其真面貌：身体呈长梭形，吻部犁状，基部宽厚，吻端尖，略向上翘，眼细小，眼后头部两侧，各有一个新月形喷水孔，全身披有棱形骨板五行。大的那条长约1.5米，略小的一条也长约1米，许多渔民看到它们都啧啧称奇。
经过后面赶来的专家鉴定，才揭露了它们的真实身份，其竟然是我国特有的古老珍稀鱼类——中华鲟。
中华鲟，距今已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被誉为“鱼类活化石”、“水中大熊猫”，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
野生中华鲟平时生活在东海、南海的沿海大陆架中，其生长发育的过程，主要在海洋中完成，当它们到可以繁殖后代的年龄了，从大海中游回到江河中产卵。中华鲟过去主要分布在长江、珠江、闽江，且已濒临灭绝，出现在莱州湾实属罕见。
不过，这两条体型较大的中华鲟好像对莱州湾海洋牧场的“新家”非常满意，在里面欢快地畅游，滤食浮游生物、植物碎屑，偶尔捕食一些小鱼小虾，很有乐不思蜀之感。
一些专家分析，莱州湾海洋牧场的海水水质改善和生态功能恢复，应该是中华鲟出现的主要原因，这貌似也解释了海洋牧场自入春后大鱼出没的状况。
不见得所有专家都认可这一解释，但有一点无疑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呼吁嘉谷保护好这两条珍贵的“活化石”。
这时候就体现海洋牧场运营模式的优越性了。
要是以往，渔民哪有投入海洋保护的动力啊，基本就是谁抢到就是谁的，谁抓到就是谁的，不管多大多小的拿过来就是自己的；如果发现海域内有大鱼出没，二话不说，捕捞了再说。
但在现在的莱州湾，特别是海洋牧场区域，沿岸渔民被渔业合作社组织起来，实行适度有计划捕捞。
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据海洋牧场内各种渔业资源的最大可捕量，并根据各合作社的捕捞能力合理分配渔获量份额。
这种渔业管理方式在美国、新西兰、俄罗斯等国家均有实践，但在国内，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很难推行——莱州湾也因此是作为渔业部的一个试点。
这不，莱州湾海洋牧场越来越“肥沃”之际，捕捞行动却被嘉谷按捺住了。
因为嘉谷发现，现阶段进入海洋牧场的大多数鱼类，形成了人们俗称的“鱼籽”，5月开始，就陆续进入产卵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对渔业资源保护得越好，就会有越多待产的“亲鱼”顺利进入繁殖期，产下更多的鱼卵。
这种情况下，捕什么鱼，赶紧打造好海洋牧场“育幼场”功能才是正经。
靠近海岸线的鳗草海草床已经落实了产卵场和孵化床的身份，但这还不够。
嘉谷继续“筑巢引凤”——开始投礁。
时至今日，嘉谷海洋团队的人工鱼礁建设体系，已经进入第二代，整合了生态环境、水产资源、鱼类行为、海洋动力、水工材料、礁体沉降防范、生态效果调查评估及工程质量跟踪监测等多类学科知识。
譬如在莱州湾，并不是单独的投放钢筋混凝土的人工鱼礁，而是修复一种特殊礁体——牡蛎礁。
牡蛎礁是由牡蛎物种不断附着在蛎壳上，聚集和堆积而形成的礁体或礁床，为整个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结构特征，因此，牡蛎被喻为“生态系统工程师”。
莱州湾内本就是国内牡蛎礁分布的一个重要据点，只不过，受黄河入海口泥沙扩散和平均海面升降变化的主要影响，以及过度捕捞和水体污染的近一步影响，牡蛎礁也在逐渐退化和死亡。
国外一些国家，譬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开展了大量的牡蛎礁调查、修复技术、牡蛎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可惜的是，在国内，由于缺乏系统性调查和数据，牡蛎礁的现状和受威胁程度多处于未知状态，更不要说修复了。
归根到底，还是资源投入的问题。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追赶的领域实在太多了，牡蛎礁调查和修复并不在大量投入资源的靠前序列。
只有嘉谷以海底生态修复为核心目标的商业化运营的海洋牧场，有资金，也有需求，在充分借鉴了国际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开展了国内遥遥领先的牡蛎礁开发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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