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年开春，气温刚一转暖，经过了一年多休整的南明联军各部都迫不及待开始了行动。
郑成功，张煌言的舰队纵横东南沿海，李定国也往抚州，建昌等地调兵遣将，孙可望的大军集中在鄱阳湖畔，千舟竞发，李来亨的先遣部队进入了河南，刘文秀在四川虚张声势，大张旗鼓，最核心的大西军老营主力却已经秘密潜到了郧阳。
而清军这边，却是处处被动，时局到了今日，表面上看双方各占据着半壁江山，甚至清廷还要占优一些，但无论是人心士气，还是动员能力，粮草军需储备，清廷都已经处于下风了。
这在战场上是极其明显了，以前是明军的兵力处处捉襟见肘，若不是清廷八旗主力有限，又适合南方气候，总是想着以汉制汉，恐怕南明诸军也没那么容易就能胜。
而现在，却到了清军处处防守，为了防止孙李大军从中路，北面汇合南京，两面夹击，只能把相当一部分优势大军汇聚在抚州，广信一线。
诱敌深入，击败李定国的中路大军，遏止郑成功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攻势，然后从中路攻进江西，进入明军腹地，威胁湖南等地，或者是破坏明军储备在江西的战略物资，必然可以迫使孙可望退兵。
而最关键的孙可望大军一退，最重要的南方战场一胜，那河南和陕甘，自然也就转危为安了。这是岳乐和洪承畴深思熟虑之后，一起定下的御敌之策。
九江府城城东的校场，高高的将台上，凋龙画凤的金黄色流苏大伞十分醒目。孙可望穿着一身鎏金甲胃站在伞下，目光坚毅，身后是一众殿前军的高级将领，台下则是一万余名军容整齐的殿前军中军将士。
经过一年时间的准备，户部拨下了专用的款项，从工坊购买了足够的布料制作各色军服，殿前军的战兵，火枪兵，骑兵，以及持短铳的骑兵，军装都呈现了不同颜色。特别是火枪兵的红缨头盔，排兵布阵时最为壮观和引人注目。
孙可望虽然每日都忙于政务，但一年多时间没有行军打仗，不用整夜整夜因为战事睡不着，或者是不能睡，原本消瘦的身体已经显得过于壮实。再加上如今局势大好，各项事业经过三四年的发展，正如火如荼，孙可望自然也心情舒畅。
官僚集团在持续高压下保持着相对的廉洁和极高的效率，各级工坊，工匠们偶然有关于机械和工具的创新，虽然大多是小修小补，但趋势一路向好。这些工具的改变叠加管理制度的优化，这片土地上的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
书院在王夫之的带领下，又有葡萄牙传教士的影响，一批立志于科学研究，思想理论，政治人伦的士绅子弟正在形成，而且孙可望给他们大部分人在朝中安排了闲职，王夫之“君民之辩”的思想也有了雏形，虽然是因为时局的变化，产生了变异。
而中外的交流随着海外贸易的展开，广州等地重新允许外国人进入，也正重回正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在加速发展，东西方文明相对于后世，如今都还只能算是在幼年期，谁能长得更快，更健康，还不得而知。
但可以预见到的是，只要鞑清最终兵败，神州不再沉沦，开放一直保持，这片原本因为政治制度过于早熟和地理环境过于封闭而陷入不断循环的大陆，即将迎来新的未来。
不止如此，去年武昌大战，清军损失了一小半八旗主力，最核心的八旗军短时间内难以补充，军力疲弱的的政治影响已经慢慢显现出来了。
在关内，吴三桂，尚可喜，线国安，甚至是各地的绿营军，缙绅大族，都开始了和南明联军的将军们眉来眼去，暗通曲款。若不是许多包衣管理层已经和满清的核心利益死死绑在了一起，恐怕就是包衣兵也要出工不出力了。
而关外的局势更甚，武昌大战彻底打破了清军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军威，清军损失惨重的消息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商队，人员流动，传遍了整个东亚大陆，传到各草原的蒙古部落，朝鲜，甚至是日本列岛，满清统治区的北面再度受到蒙古人的袭扰。
无论是草原上的蒙古各部落，还是朝鲜国，原本都是为清廷的军威所迫，只能卑躬屈膝，朝贡求和，如今清廷失去了唯一的依仗，他们又怎么可能再忍受对方野蛮残暴的统治呢？
仅仅只是一年，很多蒙古部落都已经看好清廷在这场战争中的结局，其实三四成部落直接缺席了这一年的朝贡，汉人作为东亚霸主，屡屡得以恢复的余威又开始作祟。
而朝鲜仗着清廷在辽东兵力空虚，几乎和清廷断绝了所有的官方联系。李朝本来就以“小中华”自称，甚至到了现在，崇祯都自挂东南枝十二年了，他们还在沿用崇祯纪年。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臣服于满清这样的半奴隶制政权？
不过，虽然外部条件极其不利，但满清的资深宗室亲王都已经凋零，岳乐又忠心耿耿，一心对付孙可望，洪承畴也似乎要为了满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局势倒也还没有崩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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