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当下职任的事务，唐修忠也是一脸的振奋。他入朝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听属官议论也能略知故态如何。朝廷财政度支艰难已经不是短时的问题，百司也因此用事困蹇。
如唐修忠所任职的都水监，此前为了创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最主要手段就是盯住京畿内外漕渠，抓住每一条往来的民船进行盘剥，或者就是搜索乡野，抓捕一些偷偷进行渔猎的乡人。即便如此，竟年所收仍然有限，反而恶名昭着，被人指骂作抄钱水鬼。
漕运改革开始后，都水监权重一时，作为联结各部门的关键衙署，需要入衙处理的人事陡增，衙中属官们也因此待遇得到极大的改善。
特别一些俸料都无从保证、动辄拖欠数月之久的卑品与流外官员们，用度饥荒得到极大改善，对各项漕事的改革更是热情十足。私下论起推动这一切改变的代王殿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听到唐修忠一番讲述，李潼也颇有几分自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往年他只是专注于改善自身的处境，如今总算拥有了能够推动一些人事的能力，也愿意见到有人因此而受惠。
“我也只是袖手论事，漕事改革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于丈人此类真正用事者。往年时局混沌，少有人能专心于事，荷大用小，难免诸事荒废。”
其实在天宝以前，朝廷中枢结构本身没有太大问题，大凡政治清明、用人得宜，世道都能保持一个蒸蒸日上的势头。甚至到了武周后期李武合流的政治路线确立后，内政、民生便也进入了一个平稳的恢复期，给开元盛世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李潼所推动的漕事改革，本身也并没有什么超出时代的先进理念，核心思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朝廷自减负重而授事于民。既然人心浮躁、不能专心于事，那也无谓强揽太多，将事务拆分、引入民力，共同营造。
类似新潭这样的畿内漕运枢纽，朝廷虽然掌握在手里，但却并不能完全发挥出其潜力，事务分散于诸司案头，既不能协同合作，也得不到足够重视。那么不妨让渡出去，让更渴于此的民众们进行发挥利用。
当然，这样的事权弊病并不在于朝廷本身结构，而在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影响了事务的正常进行。
朝廷也不是没有相关的人才，但身在高位者如近来补入政事堂的杨再思、豆卢钦望、武三思之流，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位，在于各方势力的权衡而不在于本身的能力。
真正有着行政才能的如狄仁杰之流，却因为权斗的缘故不得不遭受冷遇，就事闲司，无从施展其才力。
当然，有关漕运改革也并非尽是好消息，还是有一些事务受到阻挠。
畿内以新潭为核心，引入民财民力，这当然会让民间的漕运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期。相应的，有关配套的堰埭修建与河渠疏浚也要提上日程，否则便不足以保证运力的提升。
“畿内漕渠尚可维持，但城外诸渠却多有拥堵泛滥。眼下朝廷并无漕事大用，民运还可以假道官漕，可是一旦入秋，诸州租调次第入京，届时民运必将无渠可行。眼下还有数月时间可以疏浚补救，这件事如果不提前重视起来，百姓不免怨声，良政将成稗政，实在不可不防啊！”
唐修忠讲到这里，脸上不乏忧色：“近日我频访南省冬官，始终不得官长接见，也无从议事。想是近日都水监用事多侵冬官事权，所以积事成怨。”
李潼听到这话，也是颇感头疼。想要运作这样的大事，诸司协调是一个关键。可是他们这一系眼下却没有一个身在高位、能够协调诸方的人选，许多事做起来便不免困扰诸多。
想了想之后，他便又说道：“我择时去拜访一下杨相公，请他出面稍假方便。”
口中这么说着，李潼也在考虑从自己内部挑选一个人顶上去，即便不能入补政事堂，尚书省文昌台的文昌左右丞也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眼下他这一系官员主要负责漕运改革的事宜，随着成效初显，所发出的声音也会相应提高，引起政事堂的重视。
等到谈完这些事情，天色已经很晚，李潼索性便借宿唐家。洛北属于左金吾卫的巡防范围，入夜后还在街面行走，难免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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