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回纥种种隐忍退让的行径，让朝廷找不到借题发挥、继续压榨其生存空间的借口。
不过就算没有后世的记忆作为判断的依据，李潼也清楚这些胡部眼下的恭顺仅仅只是实力不足、不得不隐忍求全而已。一旦实力有所增长，野心自然也会流露出来。
像后世中唐时期，安史之乱搞得天下不安、盛世夭折，朝廷内忧外患，除了要应对国中遍地的藩镇之外，还要对抗占据陇右的这一大敌。而那时的河曲之境也绝对谈不上安宁，回纥也站在后突厥的尸骨上正式崛起，趴在大唐身上拼命吮血以壮大自身。
那时候的大唐四处漏风，面对回纥各种蛮横勒索，也只能保持忍耐，除了厚币贿结之外，还试图将其他胡部势力引入，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对峙制衡。
但在本身实力已经不足的情况下，勉强玩这些平衡手段，也只是饮鸩止渴而已，又养出了贯穿晚唐、五代乃至于宋的沙陀武装与党项势力。
这一次回纥新任首领不愿参加朝廷在骊山举行的演武，虽然言是要为其父守丧，但想也可知是不想过分受制于朝廷，留守部中希望能借着河朔方面大将更替之际谋求什么利好。
李潼虽然无意大用兵于河曲，但当然也不会任由回纥作弄心计。在将手中籍册翻看一番后，他便又抬头望向刘幽求并说道：“由仁愿坐镇河朔可否？”
原本历史上，张仁愿就是在三受降城扬名。所以在考虑契苾明的继任者的时候，他自然便想到了张仁愿。
刘幽求闻言后也沉吟片刻，然后才开口说道：“张仁愿于东北诚是功勋卓着，定乱有术。但其人性厉寡恩，善征少恤，兼贪功若渴，若用之河朔，恐此边不复安宁。今突厥颓顿于漠北，诸胡未称大患，朝廷盛兵常驻彼方，也与圣人大计有悖啊。”
李潼本就是有些不确定，所以才以此询问刘幽求的看法，听到刘幽求并不认为张仁愿是一良选，心里便也放弃了这一打算。
倒不是说张仁愿能力不够，而是相对于河朔眼下所需要的，张仁愿的能力太强了。若真将这家伙派往河朔，其人未必甘心仅仅只是维持契苾明原本的局面，肯定是要进取为先，分分钟有可能直接率领大军远征漠北的突厥余孽，未必会专心经营河曲方面的胡情局面。
眼下的突厥虽然的确实力大损，但漠北之境地远寒荒，也给其提供了广阔的纵深空间。眼下朝廷还并没有做好大举回军北进的打算，一旦贸然扩大攻守形势，极有可能就会虎头蛇尾、劳而无功。
除了担心张仁愿过于激进、不能控制住战略局面之外，李潼还有一点犹豫，那就是对张仁愿后继的任用问题。东北历练数年，虽然让张仁愿锋芒毕露、积功极盛，但其性格中的一些负面元素也加倍凸显出来，在朝野间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
对于张仁愿这样的名臣，李潼自然是另眼相待、不失包容，但也并不意味着会无底线的纵容。观其眼下言行间所流露出的心态，也的确不太适合再直接放用镇戍、担任一线的统军将帅，留其在朝一段时间，处理一些省司事务，既能让浮躁的心境沉淀下来，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能变得更加宏阔。
而且，李潼早就有将军务独立、创设枢密使的打算。此前是担心朝中、特别是宰相们抵触情绪太大，再加上一些相关事务还没有铺垫成熟，所以只从侧面进行一些改动。
在经过两年多的内外休养之后，条件也算是初步成熟，李潼便打算进行一下实质性的推动。而张仁愿就是他心目中所属意、第一任枢密使的人选。
如今朝中勋功盛壮者不乏，像是已经归朝的黑齿常之、娄师德等，还有一个连续三年主持武举的王孝杰。包括李潼原本的那些潜邸旧人们，也都逐步成长起来。
不过想要进行这种高度的结构改革，资望方面的要求极高。黑齿常之蕃将立朝，虽然勋功威望足够，但这一身份或会被人加以利用，抨击枢密使的设立乃蕃将乱班之阶。
至于娄师德，则年事渐高，不堪任繁，从河北返回长安后便担任门下侍中，偶尔坐直政事堂，与转任中书侍郎的姚元崇并为政事堂两大权重宰相。
王孝杰这家伙，虽然这几年主持武举成效还算不错，可一旦枢密院设立起来，势必要掌握更多的枢机秘要，而且会与政事堂的职权产生一些重叠摩擦。
若双方事务上起了冲突，王孝杰一个按捺不住，直接瞪眼说这是圣人的意思，你跟圣人理论去。这也不用怀疑，是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状况。
李潼虽然要搞军政分离，但也不可能直接插手堂院之争，所以枢密使的选择就要慎重，既要镇得住场，敢与政事堂分权竞争，还要确保行事不失条理，将竞争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这样想来，其实张仁愿也不算顶合适的人选，其人眼下正是功高气傲，仍需打磨。除了张仁愿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人选更合适，那就是仍在安西坐镇的唐休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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