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会，后三天。
孙叔通夺爵，夺职，腰斩弃市，夷其三族，天下儒生噤若寒蝉，安宁得就像无事发生。
身为始作俑者的李恪私下把这种现象唤作帝制独裁的体制恶臭。
孙叔通无辜吗
在这件事上，谁都明白他没有谋逆的心思，始皇帝在位时不会有，便是真如他所愿，儒家把扶苏捧上帝位，也不会有。
但为什么李恪才影『射』出声，朝中百官就急急表态，唯恐慢在别人后头呢
因为挑战王权这种事情，『操』弄者的心思从来都是次要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事情只要做，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在孙叔通这种无权无实，只空有名望的人来说，他的代价就是血脉尽断，三族皆夷。
四百八十二条『性』命，始皇帝对全天下意欲挑战王权的人，作出了最强烈的回应。
立储朝辩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两个人物。
扶苏，至善，迂腐，优柔寡断，有圣主之姿，却无明君之才。
李恪，果决，鬼谋，通晓利害，善控人心，其能无愧于当世顶尖的名望，擅机关，擅军谋，擅学术，如今看来，就连政治，他也半分不逊旁人。
惜哉，天生有墨氏
人们不由惋惜起立储朝辩的结局。
纵观全场，儒家先手落子，气势汹汹，即便最后立储不成，也将拢聚极大的声望。
而李恪审时度势，自投险地，最终在几近绝境之中反败为胜，不仅把儒家的算计打得粉碎，还险些把始皇帝对扶苏的宠信拯救回来。
奈何
贤有奇谋，主却不用。
扶苏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任『性』犯了始皇帝的忌讳，也令李恪的算计功亏一篑。
这场大争，儒墨两家只能说两败俱伤。
只有李恪不这么认为。
历史上扶苏也没有成为二世，虽然史书说赵李矫召，葬送秦运，但越是在秦廷生活得久，李恪对这种说法就越是怀疑。
扶苏至善，法家至强。
从政治论，扶苏登基后，法家并不会失去在秦的领袖地位，毕竟历史上可没有李恪，一盘散沙的墨家根本就没有资格对法家发出挑战。
从个人论，李斯从政确实是死板些，与扶苏的政治理念也不相合，扶苏登基，他会失去丞相的位置，而新的丞相必定是蒙氏二贤中的一位。
但他却不会因此失势，因为官员的话语权从来都不在官职本位，而在于背后的支撑。
李斯是韩非法系当之无愧的领袖，只要韩非法系的地位不倒，他无论身在何位，依旧不容挑衅，依旧是大秦朝堂的第一重臣。
就如同李恪，哪怕秩级仅八百石，爵仅五大夫，却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吏来看，因为他的话，是墨家的意志
李斯没有理由陪着赵高铤而走险，甚至连赵高也没有豁出命去力保胡亥登位的理由。
历史上的扶苏必定是失宠的，李恪在不咸山上把扶苏定为墨家的合伙人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这位皇长子能多讨始皇帝喜欢，历史拐回原来的车辙，对墨家而言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检讨得失，李恪觉得自己其实赚了。
他首先赢了威势。
经营官场全赖威，这一趟踩着孙叔一家的尸体上位，李恪在秦廷的风头一时无两。
这三天，他留宿的官舍访客不绝，连原定的向始皇帝汇报要人的大事都只能一拖再拖。
这些人多是本场与儒家同败的六国旧臣，李恪身上又有六国遗贵的特殊属『性』，这遭经历并未让双方成为敌人，正相反，他们更亲近了。
其次，朝辩调和了墨家与法家的关系。
李恪以非法入秦，从为官始，和法家，尤其是韩非一系的关系便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得益于儒家的大动作，法墨两家阴差阳错有了合作，双方关系由此缓和，大利于李恪接下来的计划。
至于说彻底得罪儒家
非儒嘛，这是身为墨者的本份。
迎来送往整整三日，李恪估『摸』着，该登门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这才整肃衣容，往章台谒见始皇。
这场奏对的内容主要是对直道的安排。
李恪计划明年岁首启动工程，所以发徭，调兵都得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
登李恪对人手的需求，这个期限对秦廷的行政效率而言宽裕得很，始皇帝当场便应下了。
然后是人手的安排。
直道工程将分作三部七组同时施工，四个道路标段和总指共为一部，主章令憨夫，总指主营令张迁，舟桥一部，主章令儒，另设大河专办一部，主章令何玦，主持跨河大桥修建。
李恪希望，总章、总营秩六百石，工程结束后去留自便。
始皇帝知道李恪是不希望墨家精英全数事秦，最终导致他自己无人可用，所以只犹豫了片刻，也答应了。
而在总指挥部的构架上，李恪完全跳出了秦时盛行的一令定决制。
项目总指以李恪为祭酒，总领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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