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令说，“殿下，这好办，这三州地处米谷产地，而且其米质较好，朝廷可令三州‘皆输米以代盐’，那么，长安便有好米吃了。”
连太子在内，众人皆称妙，于是又说到了米的事情。
关中说是沃野，那得分什么时候。如今天下承平，长安的人口激增，米也不大够用。此时东市的米价，一斤就比贞观初年贵了两到三文。
江南之米倒是不少，米质优良，但只能经大运河漕运至徐、陈一线，再转为陆路，同南阳、荆乡之米一道，经驮马翻越秦岭运抵长安。
但山道崎岖，劳民伤财，效率低下。
运河与黄河相通，人们不是没想过走漕运，但在汴州以西、洛阳再往上，峡谷壁立、水流湍急，粮船往往毁之六七，连船带米都损失了。
高审行一入朝，便憋着一股子暗劲。
只要高峻胆敢提到贬他去国子监的事情，那他便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棒子把这小子打回原形再说。
李士积的话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了，崔颖以着各种的理由不回长安，郭孝恪才是真正的原因。此人身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品阶也节节直上，而自己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别说心高气傲的崔颖，高审行要真到了国子监，连对自己曲意奉迎的戒日女典客——那可真是尤物——也不会再看自己一眼！
高峻杀入乙毗咄陆部时，正是大唐在东方与高丽开战的关键时候，谁都看出来高峻此举不大合乎时宜。
那时高审行在西州任长史，曾将写信到长安，让父亲高俭阻止他，甚至罢了高峻的现职也在所不惜。
但郭孝恪偏偏阳奉阴违，暗中支持高峻，这得多大的胆子！在举世的、无亲无故的人中，你还能找出一个肯这样行事的人吗？
而高峻官职上的飞跃，还真是与崔嫣到西州后有关。
如果李士积猜得不错，崔颖真是与姓郭的有这么一腿的话，郭孝恪这样支持高峻也就有的解释——崔嫣是崔颖的女儿。
如果崔嫣也是郭孝恪的女儿呢？
这丫头，何曾有一个片刻、视兴禄坊五老爷为父？
在西州、在黔州，崔嫣都曾当众与自己撕破过脸！瞧瞧她在殖业坊石桥上说的话，都将自己比喻成临老放狂、夜前绚烂的夕阳了！
而李士积、郭孝恪，这两人曾经追随早年的秦王在秦岭一带活动，难道李士积那时、就对郭孝恪和崔颖有过什么察觉？
崔颖的祖居可就是在秦岭啊。
高审行就这么思来想去，直着眼睛为自己的结论找各种注解，全然不觉朝堂上进行到哪一个议题了。
高审行自己行的不端，偏偏数次怀疑自己的夫人。这就应了一句话：人不信人，何来自信？疑这个疑那个，其实都是自己做下的！
李士积冷眼观察，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在黄峰岭别院，自己的那番话说到高审行的心窝子里去了。
高峻的身份必假无疑！
只不过，这对“父子”经事的底蕴与能量，真是天壤之别，高审行魂不守舍，而高峻依然思路清晰，一眨眼又提出了第二件大事的主张。
尚书令说，贞观二十三年，他有意在洛阳以西的黄河峡道上开凿纤道，每隔一里至二里远，于峡壁上的河道曲折处建造绞缆驿，以畜力、绞车、粗缆，代替纤夫人力。
还要再开挖渭水入河口，在那里建立总驿。
等这一切都建好之后，装运江南之米大船，便可取道大运河和黄河下游，直入洛阳。
然后再借助于绞缆驿层层上溯，穿三峡口、过潼关进入渭河，在渭河总驿分装小船，沿着渭河、漕渠直入长安。
那么，江南及荆州良米到长安只须装、卸两次，好过匹马、驮骡翻山越岭运来的那两袋米了。
人工、草料要省多少？
连太子在内，所有的人禁不住又在心底里暗呼一声“好”。
今天早朝时间长过往日，便是议了盐、粮两件大事在先。
高峻不知樊莺到底回没回来，因而借题发挥，迁延时间。若是耗到退朝、能回府一趟更好。
不过，在承天门大街上，高审行和李士积结伴从后边赶上来，高峻从高审行惶惑不安的神色中猜到，昨夜一定有什么大事影响到他了。
离不了李士积！
真正让高峻心不守舍的，是樊莺。高审行和李士积两人一起现身，那么樊莺一定去了城外。
以高峻对樊莺的了解，如果有大事，她一定会追到承天门来，因而才匆匆地吩咐了护卫两句，让她回来后去找薛礼。
以高峻对薛礼的了解，他只要见到樊莺一定会入殿，那时自己对樊莺的担心才可放下。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什么消息都没有。
英国公李士积赞道，“真是个好规划！鹞国公胸怀山岳、才能有如此的见解，行事又不徇私，真是良相之材！”
赵国公问道，“不徇私一说，不知英国公从何说起呢？”
英国公说，“这就有个来处，细情下官就不便说了，国公可问一问鸿胪卿高大人。昨晚，下官与高大人小酌，才知道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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