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苑使徐韧府中部曲伤人案，最终以洛阳县令赵林乔被处斩刑、家产全部罚没、土地充公作以了结。
皇帝知道，这件事情虽大，也只是稍稍起个警醒作用，令愈演愈烈的圈地之风猛地停顿了一下。
但如李士积、褚遂良之流，在得势之时收入囊中的巨量土地，没有合适的契机是收不回来的。
眼下这两个人失了势，便如蛰伏的冬虫，再也不吱声、一动也不乱动，什么毛病也不犯。
当然，皇帝也不能明着伸手到两个人的怀里去取，他清楚得很，这会犯了众怒。
李氏能够成事，说到底还是隋后各方豪强共同看好了李氏，而李氏恰恰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高祖在位时，随便在哪里划块地方、设个州派一拨官员，便能够安慰一大批人，高祖知道皇族必须同最有力量的人在一起。
等贞观皇帝继位时，国中刺史已多如牛毛了。但官多民累，贞观皇帝深知最有力量的，乃是国中兆亿之民，这才发出了“民为水”的呼吁。
金徽皇帝想，大唐立国后，最为心力憔悴的恰恰是贞观皇帝，他不能在高祖之后，立转为侵削功臣，不然，“害兄上位”的指责，完全可以演化成另一场内乱的理由。
但他又不能让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无休止地侵夺民利。
武媚娘说得好，对于这些高高在上者们来说，每一天、每一刻，他们过的都是盛世的日子，他们以为这就是命，而那些卑微者们只会自认、自甘。
但在历次改朝换代中，那些很有力量的豪强，他们的力量又来自于何处？
如果是李治继位，他能不能想到这些问题？
先皇在弥留之际仍然强自支撑着、就为等到马王赶来，他在绢袋内写下遗诏、又不与留侍在身边的樊莺、丽容明言，而只是说些暗示的举动，说明贞观皇帝那个时候对马王迟迟不到，也产生过怀疑。
如果马王有能力发现诏书，那么贞观皇帝相信，马王就有可能替他解决好这个问题。
洛阳部曲伤人案之后，两京周边的地价应声而落，抑价强买、强圈土地者少了，地价自然升不起来。
但金微皇帝知道，如果没有后续的手段跟上去，终究这只是暂时的。
土地是个可以跨越时间而存在的资产，只要天地不毁，土地便能产出不可细数的东西，它可以承载强者们繁茂的子孙，多少强者撒手而去了，而打下他们印迹的土地仍在。
就是要有个规矩，好比御史大夫萧翼口吐着白沫所说的“礼”。
礼，一举一动表达着的是“理”，表达着各层次人们之间的互尊互重。周幽王、秦二世害礼，如石投水，但激起的骇浪将他们吞没了。
有那么一刻，金徽皇帝忽然想到了迟迟没有提及的纳妇之事，这算礼么？可以体现皇帝至高无上的威严，他需要威严。
但那些陵园妾们凄惨的日子，难道不算害理？
柳玉如倒是表示过，皇帝可以按“礼”法纳“一些”世妇入宫，但皇帝知道，这样做会令柳玉如、以及她身后的九妃们都不高兴。
朝堂内外、国事家事，处处纠缠于此消彼长、不能两美的境界之中，而金徽皇帝更觉着自己是在大明宫里踩着高跷、理一团乱麻。
他一时间不大好理得清，但有最明白无误、如同快刀一般的规矩：如有灾荒，乞丐吃什么，刺史就吃什么，饿死乞丐，刺史不要做！
当然，皇帝也不能要求刺史真与乞丐吃的一样，不然谁还做刺史。但这是一道堤坝，可以阻住汹涌的激流。
另外，皇帝至高无上，当然可以适当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刺史。功臣可以有些特殊，但他们不能以功劳做本钱不断扩张。
皇帝在这件事上不能依靠长孙无忌，也不能依靠江夏王爷，甚至连自己所想的这些，最好也不让两人深知。
但他仍将坚持自己的法子，采取一些手段，逐渐提升科举选才的地位，要让那些经非科举渠道做官的人、尤其是通过门荫上来的人感到不好意思！
皇帝将二王兄李泰叫来，吩咐李泰一件事。
第二天，濮王李泰便携王妃阎婉到兴禄坊，拜会代抚侯高审行、转达金徽皇帝对代抚侯的问候，并想请代抚侯重掌国子监。
因为将诏书丢到曲江池的事，高审行这些日子心中一直七上八下。
此事对新君上位并未造成过多的影响，但高审行就是不自在，硬着头皮等金徽皇帝的发落。他每时每刻耳朵都支楞着，听脑后有没有刀落下来。
如果晋王李治一直同金徽皇帝生分着，那么这件事对于高审行来说还没什么，问题是晋王已经与皇帝站到一起去了，只把代抚侯这个不光彩的人物丢在了明处。
得知李泰来意时，代抚侯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那可是教化人心的地方，而皇帝让自己去掌管国子监，自己还够格么？
李泰对高审行道，“陛下说，阁老门下这么多的人，高官也有不少，但没有一个圈地的别的什么都算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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