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公在事之伊始，便专门提出让徐惠、武媚娘参加他的清议班子，其实在用意上也很有意思。
徐惠和武媚娘虽为女流，却是出自于中书省、门下省的正五品上阶女官。
中书和门下两省是重衙，赵国公于情于理都不便点樊伯山和于志宁加入。
樊伯山和于志宁两人也不会主动加入进来，事实上这两人主管中书、门下两省，也只该对皇帝负责。
皇帝已经讲在前面，对田政的清议是由赵国公来牵头，如果樊伯山、于志宁二人也加进来，那么，谁隶属于谁？
这样看来，长孙大人特别提议两名女官加入他主持的清议，既照顾了中书省和门下省的体面，事实上已浅浅地、将手伸到两省的边缘里来了。
以资历和官阶看，不论是徐惠还是武媚娘，赵国公都是可以支使的，这很方便，她们谁也不好不听。
长孙无忌只要借助夹在他、与两省之间的这两名女子，便可不动声色地拨一拨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弦儿——
假使某天，中书舍人武媚娘跑回中书省，对于志宁说，“赵国公说了某某事，”那于大人是听呢？还是听呢？还是听呢？
给事中徐惠是门下省女官，假使她跑到门下省，对侍中樊大人说，“赵国公说了某某事”，那么樊大人也不大好拒绝。
皇帝想，在众臣之中最难摆弄的，就是他的这位舅父大人、赵国公长孙无忌。这才是当之无愧的人杰。
先皇在位时，对朝政的掌握如同行云流水、举大事如棋子闲拨，其中对于赵国公的良好掌控，不能不说是先皇极为成功的一环。
金徽皇帝想，先皇对长孙无忌的掌控，靠的是亲情和友情，那么自己呢？
自己与赵国公在亲情上、因为自然的原因，必会有些许的退化，新皇帝与长孙润的友情也可算作有利的一面。
但他从赵国公组建田政清议班底上看出，只凭这两点还不够。
自入京以来，皇帝不论是做兵部尚书、还是做尚书令，直至做了皇帝，同赵国公都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利害冲突。
赵国公在朝中羽翼众多，也一直给金徽皇帝以支持，但他在关内道同样圈有大量的土地，这与皇帝施政的重点是有冲突的。
皇帝若想做稳当，坚决施政是一面，对长孙无忌又岂能只视其为舅父？
金徽皇帝只是从步入太极殿、到安坐下来的这段短短的功夫里，年轻而机敏的头脑里，便闪出了这么多的思绪。
确切的说，在赵国公提出吸纳徐惠和武媚娘时，皇帝刹那间便想到过这些，但当时，他仍然毫不迟疑地点了头。
大音息声，大象无形，不然怎么做皇帝。
对赵国公隐蔽的小算计，金徽皇帝假装不知，在皇帝看来，就更有了能够以暗窥明的先机，他岂能轻率指明？
赵国公能利用徐惠和武媚娘，难道皇帝就不能？嘿嘿，因有晋王的关系，皇帝几乎不能借到武媚娘的力——晋王都追到这儿来了，但还有太妃徐惠。
皇帝想，赵国公对于自己极为特出地起用徐惠、武媚娘，是否也有些另外的猜测？最好他多猜一猜。
如果自己再适度地、对徐惠表示一下亲近，赵国公会否更以为得了好计？
只是柳玉如派来的哼哈二将亦不能小视，皇帝想，可别弄巧成拙。
君臣议政，从一开始便十分热烈。
赵国公说，大唐的税赋制度沿袭了隋代成制，租纳粟米，调庸纳绢布、绵麻，所税皆为实物。
而不论是粮食，还是绢布，都有品质优劣的区分。官府在收取时，对百姓纳上来的实物，都会判定上下三等，这便是“三等估”。
按租、调惯例，民间上缴税物需达到中等，达不到的下等粮、绢，均须另收折损差价，即为“折纳钱”。
赵国公说，“折纳钱本是对质次税物的补偿，但此法颇有漏洞，百姓所缴物品，有的成色已致中等以上，依旧有被强征折纳钱的可能，陛下，此种税外之税无疑会加重民户负担，宜想个法子加以规范”。
皇帝不住点头，“国公，看来清议大有成效，这正是朕极为想听的。”
他转向给事中，笑着问她道，“徐惠，不知你有些什么见解？”
皇帝不称徐惠官职，只呼她名姓，别说赵国公等人觉得意外，连陪坐在龙书案后边的樊莺和崔嫣，似乎也不习惯。
徐惠站起身，向皇帝回禀道，“陛下，我朝在收取租赋时，与折纳之法相近的，还有个折变之法，臣妾以为亦须商量。”
皇帝道，“哦？你细讲讲看。”
徐惠道，“陛下，所谓折变，是指官府因临时所需，将民户原本须纳的粮粟变为征收绢帛，或将原本征收的绢布变为粮粟。”
李道宗说，“有的地方只宜征粮，而有的地方更宜征绢，日常征什么早就因地制宜了，这样忽然一变，民户自然手忙脚乱，是有些不妥。”
徐惠今日有些畅言，再道，“是啊陛下，折变之法施起来极是活泛，有时只在地方官员一句话，但它涉及到粟米和绢布之间的比价折算。有时州县忽然折变，并非出于需要，而是借此多取差价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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