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元年四月丙午，皇帝立正妃王氏为皇后，加封皇子李孝为许王，封杨立贞所生的皇子李上金为杞王，李素节为雍王。
门下侍中樊伯山以不惑之年告病，返回余杭怡养，张成行为侍中。
中书令于志宁改任礼部尚书，原礼部尚书、濮王李泰身体不适，卸任后携王妃阎婉回均州封地去了。
关中地震。
皇帝认为这是帝行有失，想效仿太宗皇帝积极纳谏，命令朝中凡是五品以上官员，均可上呈奏章议论朝政得失。
朝中上下一片寂静，人人都不吱声，没有人有兴趣同皇帝讨论任何问题。
若说新皇帝大权独揽，不喜欢与大臣们讨论的话，那还有情可原。眼下的情况是，皇帝有纳谏的心愿，但大臣们成心不给机会。
通常，朝廷上下关系融洽不融洽，往往是皇帝之责——大臣热情而皇帝冷淡。现在反过来了，皇帝有热情而大臣冷淡。
气氛很不正常，永徽皇帝气愤不已。
五品是个官场的分界。三品以上为贵，四品五品称作通贵，五品以上的官员属于朝廷上层官员，是皇帝治理天下依靠的主要阶层。
然而，皇帝积极纳言，高官们却待以冷漠，永徽皇帝难免发火。
这一年的十月，朝廷修建了长安的外城，出庸役的是雍州百姓，工程进展很顺利，仅用三十天便完成了。
雍州也就是京兆府，永徽皇帝上位时，这个地方还叫雍州，改称京兆府那都是后话了。
工程虽然完了，但雍州一个正七品下阶的参军薛景宣，上书批评了此事。
他说汉惠帝时修建长安城，很快就晏驾了，现在修城一定也会发生大事。
薛景宣的意思毕竟还是批评这件事劳民伤财，但御史台不说薛参军的意见是否正确，只说他语言悖逆、诅咒皇帝，请求皇帝杀掉薛景宣。
皇帝希望大臣们踊跃讨论朝廷政务，高官们用沉默回答了皇帝。
现在总算有个小官站出来批评朝廷政策，褚遂良手底下有人站出来、鼓动永徽皇帝杀掉他。
谁都知道，杀了薛景宣也就断绝上书言事的通道。皇帝也知道，有些人想杀一儆百，吓唬那些要响应自己的官员。
李治说，“薛景宣虽然狂妄，若杀之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
但从此上奏章言事的官员更看不到了，几乎绝迹。
李治知道，在幕后操纵此事的跑不了他的舅舅——长孙无忌。
赵国公只想让新上位的皇帝踏踏实实在待在后宫，可以宠幸妃子、可以吟诗作赋、可以饮酒听曲，就是不想让他过份操心，大事有重臣！
许敬宗没有掺和到这件事里来，不是他不想掺和，而是有另外一件大事压在他的肩上了。
先皇金徽皇帝有一份身后遗诏，专门是给许敬宗的，为此还将许敬宗从万年县令升至了中书省任侍郎，令其修史。
金徽皇帝留给许敬宗的话是，“把所有与朕、皇后、众妃们相关的东西通通抹掉，不得在史书中留下一行字。汝敢有一字诋毁朕或皇后，朕即便不在了，不能亲自动手，要宰了你也易如反掌。”
此事千头万绪，亦得到了永徽皇帝的许可。
首先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将永徽皇帝登基的时间，改回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四月已巳日——贞观皇帝驾崩之后的某一天。
但是，贞观皇帝驾崩之后，大夏天的停柩五十多天，这要怎么改？涉事者太多了。
许敬宗认为，金徽皇帝当初留他一命，好像就是算准了要让他重操旧业。
于是，许敬宗专门为此事上书，说天子的丧事非臣子所宜言，传之天下也没什么意义，他建议去掉其中的《国恤》一篇。
修改的结果是：四月己亥，帝幸翠微宫……辛酉，开府仪同三司、卫国公李靖薨……己巳，上崩于含风殿。遗诏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秘不发丧。庚午，遣旧将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发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于道及安化门，翼从乃入。大行御马舆，从官侍御如常……六月甲戌朔，殡于太极殿。
永徽皇帝点了头，从此天子的凶礼在史书中便没有专门的记载了。
第二个大问题：先皇才人武媚娘身份的转变。本来这是金徽皇帝的旨意，如今与金徽皇帝有关的一个字都不许留，武氏的事怎么办？
许敬宗有办法，只须将那份驿诏的时间往前提一提也就是了，反正诏书中提到了“先皇”，到底是哪个“先皇”正好言犹不明、可以打个马虎眼。
于是武才人的事便记成了：“武媚娘，以才行选入掖庭，先皇有疾，武氏与晋王侍从驾前，不离朝夕。先皇每每赏叹，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某日，翠微宫有雨，先皇以武氏赐晋王。”
这日，中书侍郎许敬宗在一堆史馆送来的资料中，忽然看到贞观十七年、侯君集谋反案的相关卷案。
其中有几页纸被谁撕下来过，是后加进去的。几页纸上边有几滴泪痕和折痕，似乎还有食物上沾来的油渍，看上去皱皱巴巴的，像是在哪个人的怀中揣过许多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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