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改革结束后，大家都看到研究所的状况了，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经济决策中心提出的资金问题反而不那么重要。
如何调节不同级别科研人员的待遇？
少了就是社会主义，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吗？
这个分界线由谁来定？有什么依据？
科研体系本身是封建化的，从现实中的科研成果产出高级科研人员和普通研究生的战斗力差别，放大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差别一般，但待遇的差别可以放大到这个程度吗？
如果不放大到接近于这个程度，怎么体现“多劳多得”？
如果放大到这个程度，如何保证从事科研工作的准入门槛不被过分抬高，怎么有利于进行科研人员梯队建设？
各位同志们参与科研或者技术工作多年了，大家肯定都清楚一件事：“数量理念”在前沿科学领域是没有用的——除了个别至少接受了正规教育的幸运儿之外，主要的重大成果几乎就是依赖于少数甚至极个别的顶尖科学家。
科学规律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科研制度肯定不能走类似于医疗体系的路线。
但科研产出的稳定性非常低，有的科学家三十岁甚至二十岁前产出了大多数主要成果（阿贝尔、拉马努金），也有些人完全相反。
那么，如何尽量确保科研产出的稳定性？
我一瞬间能想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但我无法给出答案，只能希望各位国内外的同志们在会议结束后好好讨论这个目前没人给得出正确答案、但如果答案错误就是万劫不复的问题。
——夏希羽在五人会议上的发言（公开部分），1983.2】
在先后参观完曲阳新村和另一家本地的菜市场后，乔公在“老林”的陪同下，于次日上午九点半来到了希羽组研究所。
在将近三刻钟的参观后，秦若华、水野遥佳、陆家义分别与乔公就多个话题进行了交谈。
午餐期间，在从夏希羽那里了解到乔公不喜欢喝牛奶后，更换成了紫菜蛋汤（来自微羽的冻干视频），除此之外没有做对当天的午餐任何调整。
即使在当天下午三点前往夏希羽家探望夏希羽前，乔公也极少说话，更多的时候只是询问，而不做出评价。
夏希羽见到乔公后，两人就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红”与“专”的关系、科研队伍建设的数量理念与质量理念、科研制度改革、新兴学科的建设等各类大小问题，聊了将近三小时。
期间，沈涵曦、夏雯莉、刘晓涵、刘晓茉四人也都在场旁听。
当晚七点三刻，夏希羽接到了来自老林的电话，后者希望夏希羽能带着沈涵曦或秦若华一起在之后的几天里参观包括交大在内的本地高校。
出乎“老林”意料的是，夏希羽在得到允许同时额外携带卡罗尔·关原和刘晓茉两人的答复后，立刻同意了这个请求，随后只留下了一句话就挂断了电话——
“我知道，从很早之前，乔公是一贯地举重若轻。我一直相信这一点。无论之后发生什么，都请您代我转达对乔公的感谢——感谢他从希羽组成立至今以来的支持和关注。”
最终，在参观结束数日后的2月28日上午，夏希羽最终收到了以下答复——
（1）在被要求认真考虑以成果水平（以希羽组的特别评分制结果为准）作为首要标准后，在不再拨付编制工资且同意研究所内拨付薪资时的“工资帽”调整到年薪十万美元这两点调整之下，研究所包括职称改革试点、组织架构重组在内的第二阶段改革请求得到完全同意。
同时，研究所内的以下职称等级调整被全盘接受（括号内为大致对应的旧职称体系，仅作参考，人员排名不分先后）：
一级研究员/一级教授（研究4级，最高级）——夏希羽、水野遥佳；
二级研究员/二级教授（研究5级）——陆家义（于工作满一年后，即1983年9月自动升到一级研究员）、卡罗尔·关原（于工作满一年后，即1984年2月自动升到一级研究员）、浅野明日香；
三级研究员/三级教授（研究6级）——李佳悦、都铎·斯蒂夫；
四级研究员/四级教授（研究7级）——沈钢、符雨霄、童晓伊；
一级副研究员/一级副教授（研究8级）——凌艺洲、秦若华；
二级副研究员/二级副教授（研究9级）——彭天木、张淑琴。
三级副研究员（三级副教授）及以下的正式职称与特聘职称均不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限制。
前者在改革期间允许在经报备且维持中级职称内级差不低于1：2.5、初级职称级差不低于1：1.5的前提下先授予再批准，后者则基于其仅作为薪资和福利待遇分配依据而不受干预。
允许经报备后的职称降级（含连续降级）。
另外，卡罗尔·关原以“世界首次以主刀兼麻醉医师身份在临床上使用丹曲洛林成功救治术中恶性高热”在内的共计五项世界首例高难度高风险手术成就，且在海外期间的工作时间与工作量符合标准，因而被暂定为二级研究员/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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