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跃跃欲试，正要向黄冕提问洋务上的事，却听到曾国荃冷不妨地问道：
“吴捷在信中允诺，会善待湘军俘虏，这是真的吗？假如我们投降，会成建制地保留湘军吗？会给我们多大的官做？”
此言一出，大家都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曾国荃。曾国藩耻于投降，众将也不好意思谈投降的事。
倒是曾国荃言行无忌，仗着自己是曾国藩的亲弟弟，直接问起了投降的条件。
黄冕看了眼曾国藩，发现他似乎并未生气，便坦言道：
“复兴会一向主张善待俘虏，我和蒋益澧都曾是湘军俘虏。如今，我们也得到复兴会的重用，一个做水利部长，一个做复兴军团长，也算是人尽其才。
“说句实话，老朽自年轻时便留心水利事业。三十多年前，我任常州、镇江知府，在元和疏通刘河海口数百里工程；在上海修理蒲江塘工程；在常州修浚孟河，建筑芙蓉圩。
“鸦片战争后，我被罚戍新疆，辅佐林文忠公，在伊犁兴修水利，兴办屯田40余万亩。可是，这些功业与我在复兴会短短一年的功绩相比，仍然显得微不足道。
“复兴会的组织能力、办事效率、专业程度是远远超出大家想象的。我去年担任水利部长，至今不过一年时间，却在江西兴修水利，疏浚袁河、修水、赣江、鄱阳湖等大江大河，动作颇大，效果显着。
“去年，长江流域大旱，江西有些地方不受干旱影响，粮食反而增产，正得益于水利设施的完善。可以说，从这一年来看，复兴会信任我，使我的水利专长得到发挥。
“我也感激复兴会，心甘情愿为复兴会效劳。涤帅之才十倍于我，九帅、雪帅之才又十倍于蒋益澧。若大家肯归顺复兴会，一定能得到复兴会的重用。
“而且，国家内忧外患，百姓贫困不堪，清廷无能，官员颟顸。如今，华夏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危局，外有列强入侵，内有饥民起义，非复兴会不足以救华夏……”
底下一员年轻的幕僚，毫不客气地站了起来，打断了黄冕的话。他说：
“老先生，大家各为其主。您是我们的前辈，也曾做过大清的官员，大清再不好，也曾授予您官职，也曾让您光宗耀祖。
“咱们都是读书人，熟读圣贤之书。圣贤一再教导我们，要忠君，要有气节，要爱民。您替复兴会过来劝降我们也就算了，怎么能忘恩负义，一再指摘大清国的不是呢？”
讲话的人名叫张裕钊，时年三十四岁，湖北鄂州梁子湖畔东沟镇龙塘张村人。梁子湖位于金牛镇北面，如今已被复兴军占领。
张裕钊举人出身，考进士时落第，却考中了国子监学正。当时的主考官正是曾国藩。所以，张裕钊成了曾国藩的学生。
历史上，他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人一起，被合称为“曾门四学士”。
张裕钊淡泊名利，做京官时目睹官场黑暗，辞官回乡。1854年，曾国藩进军湖北，听说张裕钊在武昌勺庭书院讲学，遂召他办理文案。
此人无心钻营，在曾国藩幕中“独以治文为事”。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书法，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张体”。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日本人宫岛咏士等都是他的学生。
黄冕听说过张裕钊，只把他当作一般的酸腐文人，反驳道：
“大家既然都是读书人，岂不闻明末大儒黄宗羲早就有言，‘天下为重君为轻’、‘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若大家真的以天下为重，真的心怀天下苍生，就应该弃暗投明，不要再抱残守缺，怀什么忠君、节义之念。何况，现在复兴军已经完全包围了湘军，正在猛攻金牛镇、马鞍山。
“大家都与复兴军打过不少战，知道复兴军的厉害，也应该知道复兴军一向善待俘虏。这一次，湘军已经陷入绝境，插翅难飞。
“复兴会诚心招降大家，大家何不顺势投降呢？早日投降，便能早日得到复兴会的重用。假若困兽犹斗，只会增加湘军伤亡。
“从已经投降的湘军官兵来看，湘军士卒乐于投降，不想白白送命。大家何不遵从士兵们的想法，尽早投降呢？”
张裕钊还想分辨，却被曾国藩制止住了。
曾国藩一介书生，草草创办湘军，却一战得名，最终在历史上平定了太平天国。所谓誉满天下者，毁亦满天下。曾国藩严于杀贼，被后人冠之以“曾剃头”的诨名。
其实，曾国藩也意识到了融洽军民关系、善待敌军俘虏的重要性。
譬如，曾国藩就亲自创作了《爱民歌》，要求湘军时时传唱。《爱民歌》堪称湘军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有：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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