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张华留下的典籍尚在由葛洪整理，但桓景已经首先将印刷术相关的典籍，尽数搬回府上细细研究。
原因很简单，与稼穑之学、军械之学不同，印刷术是少有的能够迅速扩散知识的技术。而桓景对军队还有百姓的教育，刚好遇到了瓶颈。
从前在谯城，桓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甚至亲自上阵，才保证当时新军核心的两千余人识文断字。虽然不说能学贯古今，但在拿着孙子兵法、论语等常见典籍当做识字课本之后，多少受到了一些熏陶。其中好学者如王仲坚，则迅速成长为新军中的骨干。
当然，全体将士都能理解自己的命令，这也是新军老营战斗力的保证之一。
可后来自从将石勒赶出豫州之后，手下军队急剧扩张，桓景只好让老兵做新兵的老师，这样效果就大打折扣。这一批士兵就不太能理解命令背后的逻辑，但还能看懂基本的命令，这样基本的纪律还是能有所保证。
眼下从谯城迁往司州，又涌入了大量流民，还兼并了李矩的荥阳军队，人一下多了起来。而且司州一片荒地，一切皆为草创，桓景不只需要关注军队，还需要和庶民打交道，这就使得教育变成一个愈发迫切的问题。
而一般民众可不觉得识文断字有什么用处：难不成认的字多了，还能翻身做士族老爷不成？所以即使桓景在洛阳刚一落脚，就力推识字教育，但收效并不显着。
先得让百姓知道识字的用处，他们才能开始主动识字。印刷术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如果从前高不可攀的道理，能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那么他们自然会开始懂得识字的好处。桓景决定先将所有官文都用印刷术散发到全景各地，并且成为一种惯例。这样识字者若能率先读懂官文，就会更早获得官府的信心，这自然会惹来其他人的羡慕和效法。
只是这印刷需要怎么开始呢？
印刷术有两种选择：雕版和活字。
雕版印刷术，大约起自隋唐时期，一开始主要用来印刷佛经。本质上就是将原稿雕刻一整块大木板或者铜板上，然后刷上墨。至于活字印刷，则是将字符铸成字方，排列之后才制成模板进行印刷。
与后世许多人印象不同，后世耳熟能详的活字印刷看似方便灵活，但自从在宋朝被发明之后，并没有迅速流传开来，只是被小范围应用。
原因并不难理解，中文是一门字符集特别大的语言，那么就需要铸造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字模。这么一来，在印刷数量不大，种类不多的情况下，比如只是印刷佛经或其他典籍，那么雕版印刷反而会更便宜许多。
但桓景显然意不在此：将来自己官府中所有公文，都将成为印刷品，散发到治下各地。在这种情况下，为每一份公文重新刻印一份雕版，光从时间上考虑，都会极大影响效率。唯有选择活字一途。
在确定技术路线之后，桓景亲自筛选张华留下的典籍，欣喜地看到，张华果然曾经也尝试过研发活字印刷，还留下了不少资料，各种材料选择、参数一应俱全。只是这么按图索骥能否生效，还需要实验来验证。
桓景自己先前偶然派匠人按后世的想法试制了几方活字，最后却没有获得什么有价值的成品。其中除了工匠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首先选择字模材料就是一个大难题。
最好的材料当然是金属，比如铜或者铅，不光是因为他们较为坚固耐用。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材料不会吸收墨汁，而会让墨汁因为表面张力在字模上摊开，便于浸染在纸张上。
但这种方案对于当时困守谯城一地的桓景显然太贵，所以当初桓景选择了后世毕昇所用的胶泥来作为原材料，没想到竟然是一个大坑。
或许是因为产地的原因，谯城附近的胶泥并不耐用，经过几次热胀冷缩之后就全部开裂了。而当初正值石勒入侵，他也不得不草草结束了实验。
现在又一次制作字模，他只老老实实按照张华的记载，选用昂贵的金属字模。按张华的记载，其中最佳者，当为铅字模。但洛阳附近并无现成的铅矿，桓景选择用铜代替。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桓景拿出本钱，取出不少储备的铜锅，甚至成色不好的铜钱，重新铸成各色字号的铜字模。如此制出的金属字模自然不可能开裂。
在有了字模后，纸张的选择又成了一项大问题。
在这个时代，纸张虽然已经发明多时，但传信也好，典籍也罢，用得较多的还是传统的载体：高档一些的文献用缣帛，而不那么重要的文献干脆记载竹简上。纸张也有应用，但大多是用来传递较不重要的即时信息，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用麻头造的蔡伦纸，其纸张质量较差，而且容易朽坏生虫。用作一时告示还可以，却经不起长期存放。
幸亏对于这一难关，张华也早就在留下的典籍中记好了：“造纸，以青檀、桑皮为佳，韧而不破，毋忧蛀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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