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一书用了这一套符号，由此这一套符合与《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不可分割了，人们看到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一“画符号”，就知道这一符号的名称。后来筮术上把六十四画符号，变成“卦”符号，如看到“ ”这个符号，就知道是《乾》卦符号，这个符合也就代表的是《乾》卦。对这一套符号，人们已经是约定成俗的认为了。
我们把春秋《周易》文本《乾》的结构形式，是通过《乾》符号的下端逐划道的改变，所变出六个不相同的画符号及名称做为繇题的排序列举如下：
乾
姤
同人
履
小蓄
大有
夬
(因“划符号”打不出，用代替)
我们通过以上的符号所看到，《乾》之后的“姤”、“同人”、“履”、“小畜”、“大有”、“夬”，是通过《乾》符号的六划道逐次改变的方法，得出《周易》里六十四画符号中的六个“画符号”，也就得出六个名称。来作为《乾》里的“繇题”。
从《乾》里看到的“繇题”排列方法，由此推而广之，整个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六十四文章，均是这种排列方法。即春秋时期对《周易》六十四篇文章改造成“繇题”文本时，是以每篇里的“画符号”作基准，如《乾》里的那种排列方法（当然，《周易》六十四篇里，唯有《乾》与《坤》被多分割出一句“繇辞”。《乾》里的最后一句“繇题”为“坤”，《坤》里最后的一句“繇题”为“乾”）。而且这种“繇题”是固定不变的。即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为“繇题”的排列结构形式。所以，无论《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才会出现那种相同的称谓，即“×之×曰”。如，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进行卜筮，刚好筮出的是《乾》里的“姤”繇辞，就要以这一句“繇辞”来‘解读’所问的人事吉凶。史巫就先会把这一句“繇辞”说出来，史巫就会说“以《周易》筮之，遇《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
而若是某一人士，正想引用这种《周易》文本《乾》里的这句话，来阐明事理时，就会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如何如何。”显然，《左传》里出现的，无论以《周易》筮之，还是引用《周易》的例子，使用的是一种《周易》文本，即以《周易》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作繇题的《周易》文本。
无论从《左传》一书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还是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阐明事理的例子，通过它们的称谓，明确的看到是以《周易》一书里的名称及符号，作为每篇里的“繇题”排序，并由此可推演出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还可从《左传》里记载卜筮中的两个例子里，所涉及《周易》里的一篇内容，以此推演出这种文本的结构形式。我们先把《左传》里记载的，以《周易》筮之所涉及《周易》同一篇内容的两筮例摘录如下：
⑴《左传·闵公二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⑵《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以上两筮例中涉及的是《周易》“大有”里的内容，我们已知春秋时期的《周易》文本里每一篇里的“繇题”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充当的，也知道是如何的排序规则与方法。那么，我们先把作为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篇抄录于此：
《大有》：元亨。
鼎：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离：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睽：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大畜：匪其彭，无咎。
乾：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壮：自天佑之，吉， 无不利。
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大有》，是以“鼎”、“离”、“睽”、“大畜”、“乾”、“大壮”做繇题。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筮例中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享，吉孰大焉！”
这里说的“《大有》之"睽"”的“睽”，正是《大有》里的第三“繇题”。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说“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这一筮例中说的“《大有》之"乾"”的“乾”，正是《大有》里的第五“繇题”。这两筮例中，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另一筮例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的筮例中，所筮出的是《大有》里的第三繇辞时，卜史偃要以此‘解读’“勤王”之事的吉凶。卜史偃就引出《大有》里第三繇辞内容，即“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这“公用亨于天子”，正是《大有》里第三繇辞的一部分内容，只是卜史偃没有引述“小人弗克”来‘解读’他卜问事情的吉凶，而是找有利的繇辞‘解读’他认为的吉凶。我们所要看到的是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说的正是春秋文本《周易》里的《大有》第三繇题与繇辞。而《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只出现了《大有》中的第五“繇题”，即“《大有》之"乾"”，而并无引出以“乾”做繇题里的繇辞来，而这一筮例中“曰”之后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不能理解成是《大有》里的第五繇辞，还认为是与今本《大有》里不同的繇辞，这样认为就错了。这里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内容，是史巫的解卦（因这里的筮例，已把《周易》看成“卦”）的话语，这种方式，即“某之某曰”后出现的内容，而不是《周易》里的文辞，并不是仅此一例。正如此筮例里出现的“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这种说法格式，是史巫点明某筮卦某繇题后，跟着出现的是史巫解卦的语言，这种“解卦”语言，一般是通过所筮出某卦的卦符号取象或通过得出的某繇辞来解卦，并不引出某繇辞，而是变成自己的对所问事项的吉凶，说出一套说语来，所以就不能一概认为“某之某曰”之后的话，就是《周易》里“某之某”里的繇辞。这一筮例出现的“同复于父，敬如君所”，正是史巫通过《大有》里的第五繇题“乾”的取象（“乾”的取象为“天”、“父”、“君”等）做出的“解卦”语。我们这里只是要看的是，《左传·闵公二年》里的筮例中出现的“《大有》之"乾"”，正是通过《大有》卦名和《大有》里排第五的繇题“乾”名，出现的这种称谓。由此从这两筮例中，也完全能够印证春秋《周易》文本的每篇里的结构形式来。
《左传》里的以《周易》筮例说法与引用例子里的说法是吻合的，也由此证明了，两者所用的是一种文本，即“春秋《周易》文本。也由此而知，春秋《周易》文本，是以《周易》里的符号及名称来编排每篇里的“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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