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知道李景春所说的《周易》哲学，是个援《传》于《经》的说法，即把属于《易传》里的一些哲学思想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而李景春同样认为《周易》有
卜筮的一面。
从网上看到杨庆中的《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易学研究》一文中说：“关于《周易》的性质，论者都不否认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认其中含有哲学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谁大谁小，论者的观点则不一致。如冯友兰等认为《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思想。
李景春，繁星等人则认为《易经》不仅是卜筮之书，更是哲学书，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学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的书……
由于《周易》经传关系的复杂性，在这次讨论中，有些学者常常经传不分，经传互证，也有个别学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方鑫的《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的文章，对此种现象提出批评……针对李景春在《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挂在两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说得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学者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最后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评之作《怎样解决本质的分歧》一文结束了这场讨论。”（见网易博客，杨庆中《论二十世纪中的易学研究》）
从杨庆中的文章里已知李景春同样认为《易经》是卜筮之书，而又是哲学书的双重性质的说法。李景春认为《周易》的哲学“是一部讲世界变化规律之书”，这说明李景春的《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里讲的《易经》哲学，那是援《易传》里内容而说成是《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八卦”阴阳讲变化的，那种所谓的哲学与《周易》里的哲学不沾边，与笔者所讲的《周易》哲学不是一回事。这还可以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里得到印证。
“如李景春先生说：‘周武国王所领导的战争是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而这个战争所以能够发动，是由周易哲学的作者的文王所准备，所培育的。’”（《周易探源》第153页）
“所以我们研究《周易》，对于《易经》编者，既要指出他的进步性，又要指出他的局限性，而对于《易传》，更要严格地把它跟《经》划分，不要以“传”所说的就是“经”所本有。有些人颇有混“传”于“经”的毛病，如李景春先生说：‘引伸是对原来事物的引申，发挥是对于原来事物的发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这话是不合逻辑的……引伸发挥的只能是引伸发挥者的思想，不能说就是原来的事物已经含有。”（《周易探源》第160页）
“李景春先生选取了几个卦来说明卦的次序的排定是合乎质变，矛盾转化，质变继续产生，矛盾继续转化等辩证法的道理。这意见我不敢苟同。”（李镜池《周易探源》第169页）
由此印证了李景春援“传”于“经”而阐述出《周易》的哲学思想吧？但李景春先生谈的“引申”道理，不能说不对。而《易传》是“象数”阐发《周易》，还不同于“引申”。若以“如果《周易》经文不含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从《周易》经文中引伸发挥出哲学思想来”证明《易传》“引伸发挥”的正确性。恰恰《周易》一书并不讲“象数”、“阴阳”，而《易传》确“引伸发挥”出“象数、阴阳”来。而《周易》的确是一部哲学书，可《系辞传》却“引申发挥”出占筮说。这说明《易传》不能代表《周易》的思想，《易传》代表了学术研究者的认识而已。李景春援《传》于《经》（指《周易》）来阐发《周易》的哲学思想，那不过是《易传》里的思想而已。
“任继愈先生跟李景春先生一样，选取其中几个卦，说这样上下配搭是有意义的，有‘万物交感的观念’。说《易经》作者认为上下两个事物如果不相交，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这类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与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他举出《泰》、《否》、《既济》、《未济》四卦做例证。”（《周易探源》 第169页）
从李镜池的《周易探源》里说法印证了李景春所谓的《周易哲学与辩证法因素》还没有真正揭示出《周易》里的哲学思想，只是通过《易传》认识的《周易》哲学思想，是以讹传讹的东西。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的是李景春说的“《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着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着作之一”这说法。但必须把“卜筮”之说从《周易》上剥离出去，又要把《周易》一书的六十四篇文章注释的是符合《周易》原创的真实哲学含义。那时说“《周易》不仅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有系统的哲学着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系统的哲学着作”才能站着脚。若既认为《周易》有卜筮功能，又说《周易》有哲学思想，就陷入悖论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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