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六十四文政治哲学译解
第三十二篇《周易·遁》文译解
（原文）
“遁，亨，小利贞。
遁尾，厉，勿用攸往。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嘉遁，贞吉。肥遁，无不利。”
（译文）
“三十三、隐退下来，亨通，也是有利无害的前景。
隐退在后面，有危险，不可再继续下去，是没有好处的。待到拘捕时，用黄牛之皮做成的绳索捆绑，就难以解脱了。隐退在口头上，是有毛病的，招致危险。但要礼贤下士，可谓吉祥。喜好隐退，对君子是好事，而对劳动者就没必有。美好的隐退，前景吉祥。功成名退，没有不吉利的。”
(解说)
“遁”在古文里为“逃”，引申为“回避”。又当“隐去”讲。本篇里指“隐退”的意思。
本篇所立论的是“遁，亨，小利贞。”这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谋略。
“遁尾，厉，勿用攸往。”
“尾”：末尾。“厉”：危险。
本段是所：“隐退晚了，就有危险，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这是说早隐退比晚隐退好的道理。在《周易》时代为何有了隐退的观念呢？自周人灭商建立起来周王朝，是通过宗法分封建立起来的家天下。（可叫“分家制”，一个大家庭，分成若干个小家庭。）正如《诗·北山》里描述的那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朝的统治体制是家长式的分封制。中国的先秦时代没有形成如古希腊城邦时期的那种奴隶主共和制。中国自成体系的就是“家长”体制制度。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王权制度思想意识越来越加强，专制体制越来越强化。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越来越加强的是对百姓的控制。从西周初年统治者虽提出了“以德配天”思想，但没能看到如何落实施行“德治”的机制与具体措施。而最终解决下面的问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周公率师东征，用武力解决异己。从周初到西周后期，经过几百年的王权统治，王权统治的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虽然周王室逐步衰落了，而诸侯国却逐步强大了。但家长式统治并没有消弱，王权专制思想理论也逐步上升了。后儒学者认为忽视德治是造成王朝的衰落，诸侯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殊不知，道德代替不了政治。后儒家把伦理道德看成是安邦治国的不二法宝。恰恰道德治国论是一种无法操作的口号论。道德治国论只能是统治者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在王权专制的历史里，人们不难从历史中，总结出如何规避专制中的政治风险。《周易》作者一样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上，看到政治上的风险。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周易》作者给君子提出了隐退，来规避政治仕途上的风险。认为该隐退时及时隐退，才能避免政治风险落到头上。在王权专制里，古代思想家无法寻找到制约王权专制所造成政治仕途风险的良方妙药。而只有从“家长制”里衍生出的伦理道德思想，以此幻想约束统治者的行为。即让统治者有道德，而善待百姓。这就是民本论核心，实乃是道德治国的乌托邦。古代思想家们无法找到制约王权专制良策，但又看到王权制度里政治仕途上的风险，只能从经验上找出路。退隐就是成熟的政治经验。即在没有风险来临之前，就退出政治仕途。古代思想家无法找到制约王权专制的有效机制，而本身就没有产生过如何制约王权专制的思想学说。所以在专制的政治体制里，及早隐退成为规避仕途风险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后封建社会里被看做是规避政治风险的不二法宝。“退隐”观念在本篇里已经表述的淋漓尽致，已有了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里，“遁世”思想是中国历史中的必然。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本段是通过风险的举例，进一步警示政治仕途上的危险随时都会出现。用绳之以身来做警示教育。“执”：捉拿，拘捕。“革”：去了毛的兽皮。“莫”：没有谁。“胜”：能承受，承受。“说”：通脱。
本段的意思是“（若不及时的隐退）等到用黄牛之皮做成的绳索捉拿捆绑，没有谁能解脱的。”这是讲，待到风险落到头上一切就晚了。以此教育为官者，还是及早隐退下去的好。
“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挂，悬。“系遁”：意指退隐不能只挂在口头上。光在口头上说隐退，而实际贪着官位不行动，是有毛病的，即是危险的。“臣妾”:泛指下人，邑人。此句里的“畜臣妾，吉”，意指牧养与收拢人心，才不会有风险。
“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本段是一个转折，从正面来论述“遁”之道。“好遁”指喜好隐遁。本段是说：喜好隐遁，对君子来说是正确的，而对劳动的百姓来说是不可行的。这里的“君子”与“小人”皆是身份概念。“君子”是有国有家，有爵封的统治者。而“小人”则是被统治者。即劳动人民。那么“退隐”自然是针对君子讲的道理，对百姓来说，根本没必要，是行不通的事（否）。自然是“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当官的退隐下去，就不再有政治仕途上的风险，而劳动者若隐退了，只能是不种地，不生产了，那岂不国将不国了，这就叫“否（pi）”。即行不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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