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布留尔认为占卜的目的：“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外部世界具有不同于我们的外部世界的趋向，因为原始人的知觉是神秘的，亦即逻辑思维所认为客观的和唯一实在的那些知觉因素，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则是在神秘因素的不分化的复合中发展着，正是这些看不见，触摸不到，感觉所不能的神秘因素及其结合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须知道这些因素，而占卜就来为此目的服务。”（《原始思维》[法]布留尔着 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第280页）。
对中国来说不单单是原始时期存在着占卜，而就是进入文明时期里一样进行着占卜。并且占卜逐步向系统化发展。在中国最早的占卜迹象见之于仰韶文化时期。而到殷商则大量使用龟甲与兽骨进行占卜。西周时期已经出现蓍草占卜(但无留下祥细记录)。东周时期（《左传》记）开始用抽象的符号（即“八卦符号”）进行卜筮。至两汉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占卜形式。即使在中国进入帝王专制时代，巫术思潮甚嚣尘上。自此，神鬼横行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这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中国古代文明是个连续性的萨满式文明。
中国三代时期，鬼神祭祀与巫术迷信成为国家宗教。君王与贵族统治者垄断着对天地鬼神的祭祀权及通天手段。就是在后封建时代里帝王已然垄断着天象，星占，而禁绝民间研学。自大一统专制形成后，虽然对鬼神，祭祀与巫术迷信不象三代时期那样形如“国教”，而只是从政治前台沉于幕后与民间。帝王为了巩固其专制，却把儒学，变成“儒教”，成为帝国时期的国家准宗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儒术成为中国的“国教”。儒教倡导祭天地与祭祖宗。天地与祖宗诸神以及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楷模者死后，一样追奉为神而祭祀。“儒教”的神是多神信仰。“儒教”又倡导“天命”与“占筮”。“儒教”的经典（“五经”）充斥着大量的“天命”思想与占筮的巫术理论与方法（因《周易》被篡改成占卜的卦书，《系辞》里又讲筮法）。帝国时期把儒学尊崇为准宗教，成为东方人的“宗教教义”圣典。儒教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法律和哲学思想。儒教里的“天命”与鬼神，巫术信仰深深地植于中华大地，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里。
而恰恰相反，西方后来产生的一神宗教是反对巫术占卜的。西方进入中世纪，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天主教神学是唯一的意识形态，不许其它鬼魔巫术之说，西欧曾出现过残酷的“猎巫运动”。
中国人特信“命”，“天命”，“命运”，“命定”，正是儒教的核心。儒学倡导的人伦关系，就是宗法等级尊卑的政治关系。
“天命”是原始鬼神信仰的延伸，是统治者“君权神授”的统治需要，又是专制体制的必然意识结果。随着专制意识的强化。“天命”意识也随之深化，这是个相辅相承的关系。
从商朝的甲骨占卜辞看到商王集团信仰的是“帝”神，王室的命运无不认为与上帝有关。
周人取代殷人而拥有“天下”，被认为是“天命”的转移，由此西周统治者构建了系统的“天命”观念，即"以德配天"。真正的“天命”理论是周公时期完成的。
虽然原创《周易》突破了神学与天命思想，走向了理性的政治观，但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王权思想与神秘主义思潮涌现，却把《周易》里的哲学思想逐步给遮蔽起来，把《周易》篡改成一部占筮书传承于后世二千多年，由篡改后的一部卦爻《周易》史，即亦筮亦理的今本《周易》"易学"史，无疑说明中国帝制时代始终是理性与迷茫相伴而行。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人格化的天则深入古代中国各阶层人士心中，连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天命观念贯彻在后儒家的经典中。《易经》里今本《周易》直接变成卦书格式，而《易传》里一些篇章充斥着“天命”观念。《诗》里有“天命”思想；“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大明）；“天命降临，下民有严”（诗·殷武）。《尚书》里屡言天命。《尚书》里的“周书”诸篇尤甚，有些几乎通篇皆为阐述天命问题。《论语》也不例外，“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成为中国人信命的左右铭。《孟子·万章上》：“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礼》、《周礼》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天命”与巫术思想。《左传》里记录了占卜与卜筮决疑的例子。 一切术数（无论天象、星占，龟占，筮卜八卦，八字，风水、择日等）理论无不建立在儒家天命观念之上。由“天命”到天道赏善罚恶（“因果报应”），“天命”眷顾有德的统治者，由天道类比人道，成为为政之道的认识论。到汉《春秋繁露》把天道与人道合而为一，成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巫术思维源泉。似乎春秋人眼里的"绝地天通"，在汉时又连接相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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