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理学家刘宗周不是坐不住了，而是气不过了，在大明像刘宗周这种文人很多的，不过别人如果碰壁要么回头，要么改变，可是刘宗周就是一根筋，那么先来说一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刘宗周，字起东，别号念台，明朝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着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那么刘宗周最后为什么要绝食寻死？也就是说明年1645年7月，刘宗周要绝食了，接下去就说说他的过往生平就知道，此人这样的死法是合情合理的，还带有一丝的悲壮。
万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刘宗周高中状元，人生三大喜，一曰，状元及第时。二曰，同房花烛时。三曰，他乡遇故知。可是巧不巧，此时刘宗周母亲正好去世，刘宗周只能丁忧三年为母守孝，这是古人的大规，三年后，什么菜全凉了，只能在家苦读经书，做做学问。
到了天启年间，时来运转，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不出一年又升任右通政，就这样正式踏入官场，可是刘宗周跟其他人不一样，不入世俗，自己想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在官场上不可能官运亨通。
当时，魏忠贤当道，许多文人官员被魏党排挤出朝堂，要么投奔魏党，要么绕道避之不及，而刘宗周主动去得罪魏忠贤，还顺带着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许人也，她是天启得奶娘，也就是说，天启帝喝客氏奶长大的，有明朝野史说，天启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后宫的嫔妃敢怒不敢言，有谁反抗，不出几日，这嫔妃就莫名死去。
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祯年，换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这个万历状元，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其实，刘宗周早就心灰意懒，尽管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啊，他还是去了。
这一次身为御史，那就要吸取教训了吧，可是谁叫他是刘宗周呢，反而变本加厉，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书，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又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文人脾气发足了，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九年，此时的明朝更是无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刘宗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接着又是老一套，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会有奇葩大臣，这位刘宗周的官场经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谓是到头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是无语了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哈哈哈！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无语了，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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