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武帝时，为补充国用，出过一个《告缗法》，“缗”即缗算，是当时执行的一种税，包括车船税等，主要是对商贾征收的，“告缗”就是鼓励人检举偷税漏税，凡偷税漏税者，经核查属实，处以戍边一年、罚没全部货物财产的惩处，检举人可以获得没收财物的一半，因是，检举者遍天下，商贾凡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朝廷因此而获得了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钱财且不说，只说奴婢，“千万数”之奴婢，这话可能有点夸大，但这次告缗的范围只限於中家以上的商人，贵族、大地主，这都不在其内，由此亦足可见天下之奴婢数有多少。
更且别说，这尚是前汉旧事，本朝赖豪强地主之力而得肇建，豪族之势远胜前朝，而今海内被豪族掌控的奴婢之数怕何止千万之数。
就拿徐州来说，州中的豪强大姓家里，往往僮仆千余、数千，乃至如糜竺家，僮客万人，徐州五郡共六十余县，现人口在籍的总计一百九十万余，每县折合三四万人，这个三四万人是平均数，县有大小，万户以上为大县，万户以下为小县，小县中民口少的也就是个一两万人，
换言之，也即是说，糜竺一家之奴，抵半县之民。
如传檄郡县，令豪强放奴，令到得行，徐州立刻就能增加至少十万以上的编户齐民。
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罢了，毕竟，要想在徐州立住脚，荀贞就离不开地方大姓的支持。
当然，话说回来，虽然离不开大姓的支持，但适当的打压却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因为如不打压这些大姓、豪强，就不能把徐州真正地控制在手。
须知，豪强大姓有钱、有地、有奴客，筑庄园坞壁以自固，聚宗族乡人以展势，本就是乡间的“割据势力”，同时又掌握着由州至县的政治实权，从州到县，只有长吏是命官，其余的州从事、郡县曹缘、乃至最低级的书佐诸吏，亭长、乡蔷夫，按照惯例，是都要用本地人的，这些属吏中，确实也有寒士，然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皆是出自本地的右姓豪强人家。
试问之，豪强大姓“割据乡中”，有人有钱有实力，族中人又操纵州郡县实权，如不打压之，又怎会能把徐州真正地收入到手中？荀贞其实也是挺理解陶谦“亲小人、远君子”的，但凡有点志气的长吏，就不会甘愿当个被本地士人操纵的“木偶”，不当木偶，就得打破本地人对政权的垄断，那就必须要用自己的亲信，正如荀贞现在遣人远赴颍川招揽士人，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唯一和陶谦不同的区别是：颍川多名士，荀贞这次召的颍川士人中有很多都是名声在外的，既然名声在外，那么荀贞就算多用颍川同乡，也不是“亲小人”，而是“辟贤士”。
总之，对豪强大姓的适当打压是必须的，但也正因为豪强大姓对地方的控制力太强，所以荀贞现在刚得徐州，却还不能这么去做，必须尚需忍耐，如他现在就传檄放奴，豪强必有反者。
自荀贞来至这个时代始，他多年所见，贫者无立锥地，五口之家，一年劳作，不得饱餐，富者田连阡陌，越郡跨州，锦衣素手，钟鸣鼎食，已是不公，如今海内争战，民死者众，颠沛流离，乃至易子而食，求一活而竟不能，富者之威却犹胜於昔，或聚众割据，或操纵州郡，在战乱中不但仍旧能袖手骄恣，并且彼辈擅作威福之程度更胜往昔，乃更不公！
荀贞早年在繁阳亭当亭长时，对贫富差距之悬殊就看不下去，但那时他仅为一亭长，无能为力，后来当了郡守，现今掌了徐州，眼看着因为战乱，较之以前，贫富间的差距更是变得越来越大，说实话，他早就有心铲除豪强，扶助贫弱了，奈何本朝的政治基础就是豪强大姓，却又怎能铲得动？他今天下手去铲，不用等到明天，甚至也不用等豪强造反，他手底下的那些文武臣属中就有不少会叛他而去。既痛恨眼前的不公，却偏又离不开豪强大族的支持，无法痛下狠手，遂意己心，使天下贫人欢颜，感情和理智冲突不已，他早就是块垒难浇。
难浇也没办法，还是只能注目现实。
见荀彧问自己有什么可以使户口增加的其它良策，荀贞说道：“郡县民户，必有於自占时匿不报或以男为女者，可令郡县不必再等到八月，现在即遣吏下乡中，仔细案比，凡匿而未报抑或以男为女，皆惩之。”
这个“自占时匿不报”和刚才说的“豪强大姓隐匿亡者”是两回事。
豪强大姓隐匿亡者，隐匿的是流民，“匿不报”则是户主为了逃避赋税劳役而不给家里的人上报户口，便譬如后世为逃避超生而不给婴孩上报户口的行为，也即后世所说的成了“黑户”，除此，还会有少报年龄，或者本是男子，却上报成女子等的情况，这是为了少交算赋、逃避徭役。因为户籍的记录是由百姓先“自占”，也就是户主自己先上报，然后再由县寺按此核查，即“案比”，所以此类隐匿人口、不报县中等情况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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