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
官田和民田只是征税不同。
但官田不是官府所有。
这个问题还得从贾似道说起，他的公田法主要就是在苏松推行，导致大量土地收归国有，地主需要承担专门的官田地租，然后地主再向佃户出租，最终变成二房东，南宋灭亡后蒙古人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导致这一带土地问题『乱』的很，但这些土地的官田质不变。
然后明朝建立，朱元璋发现这是一个抑制豪强的好办法。
他就照本宣科，要求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以官田专门交重赋，明朝民田赋其实很低，但这种官田最高七斗，一亩地七斗甚至有高达一石以上，当然，这种一石以上的数量极少，一个县也就百十亩，而且朱元璋还把它发扬光大，对于那些这一带的巨富之家，随随便便找个罪名籍没，田产变更为官田。
但是
田主其实还是原主。
只是这些土地在官府登记上变成官田需要交重赋。
但这土地可以买卖，可以出租，只是不能按照民田交税而已。
最终就是松江百分之八十，苏州百分之六十的农田，其实全是官田，需要交最高七斗，平均三斗的税。
但这并没有对这些地方造成影响。
因为这一带农田的产量高，七斗的田亩产得三石起步，而且还有冬季小麦油菜的补充，哪怕最高七斗的也只占四分之一，地主七成租出租给佃户，自己剩下的还是比北方地主一亩收的多。
只不过朱元璋利用这一点最大限度削弱其财力，同时用这里的官田重赋，抵消其他亩产连一石都不到的地方低赋造成的赋税缺口，最终苏州一个府就承担了全国近十分之一田赋，甚至超过绝大多数省的。
后来形成传，说朱元璋小肚鸡肠，因为这一带是张士诚的地盘故意这么做。
但事实上苏州府民田赋税很少。
最高也就是两斗，平均也就五升，以这地方产量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二点五，嘉靖年间明确记录，苏州府一年田赋高达两百八十万石，其中只有十五万石是民田交的，也就是说苏州府占农田数量近百分之四十的民田承担的只有这些。
重赋只是官田。
但这个重赋和地主的地租比不值一提，因为地租其实是八斗起步最高两石开外的。
这就为什么民兵那么开心。
他们那些四成租的田，过去得交两石的租。
实际上哪怕真正意义上的官田，也就是官府收租的学田，通常也得交一石半左右的租。
但这种制度只是朱元璋有足够控制权。
当官的不敢跟他玩的，事实上也玩过，当时一个官员和户部合伙试图忽悠朱元璋，把官田和民田一样收税，而且巴拉巴拉一堆大道理，但朱元璋却直接派人去查他家的田产，然后发现他家田产绝大多数都是官田，回头朱元璋就以挟私自利，罔上不忠的罪名把他砍了，连户部尚书都扔监狱死里面。
但朱元璋一死又逐渐被玩坏了。
这些官田是可以自由交易的，官田当民田卖就是了，欺负皇帝离得远，朝廷官员都是自己人，地方官吏都是一伙的，把官田以民田交易，到手后官府也就记载成民田，至于原本的官田哪儿去了
田主逃亡了。
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去哪儿了。
总之在玩了一百多年后，到嘉靖时候这一带地主豪强的土地全都变成了民田，相反自耕农的土地都是官田，富者享受低到可怜的赋税和高产量，自耕农承担重赋，最终自耕农开始逃亡，嘉靖后期和万历初期，干脆实行全面的官民一则化，官田就只剩下了个名称。
本质和民田没有区别了。
刘一燝要无锡籍没土地收归官田，就是把那些民兵毁掉，他们还是缴纳朝廷的赋税，但定标准时候肯定最高，就让他们交七斗，然后加上火耗，加上辽饷和人头税，加上各种苛捐杂税，没事出去服个徭役，用不了两年他们就能把民兵玩到和军户一样逃亡。
“不行，那是皇田，皇上自己的。”
杨信很干脆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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