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元朝的陈年旧事，并从侧面映衬出元朝“短命”的原因，最直接的因素是蒙古铁骑战力骤降。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说明朱元璋给自己的政权起名字，也参照了“元世祖”的做法，因为《易经》里有云“大哉乾元”。“元”是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之首，世间万物的成长过程都由“元”开始，才用这么好意义的字来做国号。很显然，单凭忽必烈自己做不到，因为他的汉文化修养不够，还得靠其身边的汉人幕僚。
“大哉乾元”之所以叫“大”，不仅仅是因为疆域很大，还是因为蒙古族人家自己的国号就叫“大蒙古国”。
“蒙古”的国号来自于“成吉思汗”，其国号用回鹘化的“蒙古文”是这样写的，翻译过来就是“大蒙古国”，后来改用“八思巴文”。这一国号也符合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政权以种族名或部族名作为国号的一般规律。
因此，“元世祖”忽必烈在西元1271年启用“大元”作为“元朝”的国号后，“元”这个国号在“老蒙文”（八思巴文）中仍然沿用着。所以，“元朝”其实还可以叫做“大元”，这就让也先、达延汗、俺答汗等蒙古族杰出首领们，在凭借武力统一大漠草原后，即便明知道“元朝”已经灭亡了多年，但仍念念不忘要恢复元朝统治。
“大蒙古国”相对于“大元”这个“国号”来说，因为“蒙古”二字带有明显的种族意味与外来征服者的色彩，因此就很容易遭到被征服地区广大百姓们从心理上产生排斥，引发各种对抗行为。所以后来就被弃用了。
西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颁发《建国号召》，并正式确定“大蒙古国”入主中原后的国号为“大元”。
而这一次的国号确立，跟“宋朝”之前的任何一次都不一样，是一种全新的国号确立方式。毕竟人家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并且在当时也是由外族入侵中原而成就大事，既没受到过“中原皇朝”的任何封爵，也没有合适的发源地名可用，既然要想符合“正统”，而且“名正言顺”，就必须在“国号”上下功夫，不能太随意。
因此，“元朝”的这个国号就得有美好之意，并且还要跟汉族文化息息相关才行，方便对方接受。在这一点上，“明朝”、“清朝”的国号取名办法“如出一辙”，只是其中各有玄机，解说起来会浪费不少时间罢了。
“满族”的祖先原本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女真部族”，而“女真”最早在汉文中以“肃慎”之命出现，可追溯到秦汉之际与“匈奴”并列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东胡部落联盟”。不过，“东胡”在近代被外文译成“通古斯”。
所以，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即定国号为“大金”。不久，为区别于历史上的金国，又改称“后金”。
很多蒙古人、汉人、朝鲜人等受其统治，再用“后金”作为国号已不适应了，并且汉人因受到“靖康之耻”的历史影响，对金人素怀恶感，而“后金”一类的国号对招徕汉人并非所宜。所以，皇太极在继位后的第十年即天聪十年（西元1636年），将“后金”改国号为“清”。对于皇太极为什么要以“清”作国号，有两种说法。
一说在改“后金”为“清”的前一年，皇太极已废除“女真”族号，并将其由“诸申”（肃慎）改为“满州”。而“满州”在满语中读音近“曼殊”，本是“佛名”，意为“清之帝王”，是佛的化身，并代表着“普度众生”之宏愿。
因此，皇太极用“清”代替“金”，对笼络各族人心和进一步取代“大明王朝”，其作用都比“大金”或“后金”来得高大上。与此同时，皇太极还为推翻和取代“朱明王朝”大造舆论，说只有“有德者”才能统治天下，“唯有德者乃可称天子”、“有德者受命，无德者废弃”。这些话，便成为他那所谓“天命归于有德”思想的核心。
而皇太极所说的“有德”，便含“清”的意思，恰与“满州”语意相合，所以就用“清”来作国号了。不过，另一说恰好相反，系舍义而求音，因为在满语中“，清”即“金”的谐音，汉语的“清”即满语的“金”，把“金”改为“清”，是改“汉”而不改“满”，其目的仅是适应进攻明朝的需要，让汉人易于接受既定事实罢了，并无玄机。
持这种说法的人，举出满语中对贵族夫人的称谓“福晋”为例，说“福晋”起初叫“夫金”，后改称“福金”。最后才叫“福晋”，所以“夫”与“福”，“金”与“晋”在满语中是同音，因此据满语音韵，“清”与“金”也音同无疑。
此说还以沈阳（即"清朝旧京）的抚近门匾额为证。匾上汉文写的是“大金”，而满文写的是“大清”。这块匾额乃是"天聪年间立的，那时尚未改号“清”，而满文里却已称“清”了。两种说法情由不同，但都认为改国号为“清”是出于政治需要，主要是以此来笼络汉人，从而为取代“朱明王朝”的江山做准备。从这个共同点上去看，当以第一种说法为是，这从后来清朝统治者始终讳言“女真”和“大金”的名称一事上也可得到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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