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宋日之间贸易繁荣，让宋朝获利巨大，也让后来的元朝与明朝都想发兵东征日本掠夺财富。
所以说宋、日两国在不同行业间的生产效率不同，是导致宋、日间“铜钱贸易”的重要原因。根据众多历史资料可知，在宋、日贸易中，宋朝主要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为宋制铜钱、瓷器、丝绸、宋版书籍等，而日本出口到宋朝市场的大宗商品则为黄金、砂金、白银、木材、硫扩、水稻，但不包括“卖春女”。
不难发现，宋朝输出到日本的主要是技术含量、附加值很高的商品，而日本出口到宋朝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各种原材料。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宋日间的国际分工如此明确呢？这就让古人很好奇了。
不过，后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俄林，其主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所谓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要素禀赋论”。
他认为导致不同国家在不同行业上生产效率不同的原因，是它们彼此间国内同一行业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他认为一个国家会出口自身生产要素富裕的产品，而进口自身生产要素稀缺的产品，这是导致国际分工不同的原因。而各国“禀赋”可分为多种多样，包括劳动力成本即“人口红利”、资金、原料、技术等。
他从资本、技术、劳动力、矿产、土地等这些生产要素出发，认为一些先天具有矿产、石油、森林资源的国家，其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适合出口矿产、石油、木材；一些先天具有技术、资本资源优势的国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一些先天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可劳务输出。
比如在宋、日铜钱贸易中，宋朝是个资本、技术大国，且资本、技术资源相对丰裕，那么资本、技术的使用价格就相对比较便宜。所以，宋朝就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如铜钱、瓷器、丝绸等，因为在生产这些产品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本和较高的技术，而日本在当时还不具备大量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
不过，日本先天矿产、森林资源比较丰裕，而资本、技术相对比较匮乏，所以，日本向宋朝出口大量硫横、木材、黄金、白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宋朝进口原材料、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并处于贸易高端。
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大量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高附加值产品，且处于贸易的低端。所以说，先天形成的各自“生产要素禀赋”，决定了宋、日间的国际分工长期如此，在技术层面与生产力未突破前无法改变。
每个国家的“先天生产要素禀赋”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在长期内还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在后世的西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日本在二战后，利用先天劳动力资源优势和美国援助，在技术、资源相对匮乏时也能异军突起，发展出先进的工业制造能力。随着德国、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资本积累不断增多。
随着日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日本的新技术也越来越多，使得日本人的收入水平也随着经济增长，在不断提高。但是，如此一来，日本的劳动力价格也在不断攀升，最终渐渐丧失了“先天劳动力资源”优势。
后世曰本在西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完成了经济转型，是因为日本的“先天要素禀赋”发生了改变，劳动力资源不再具有优势，而资本、技术资源越来越丰裕。于是，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资本、技术大国，不仅出口丰田汽车、松下电器这样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将工厂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
待这些昔日的“亚洲四小龙”从日本转手过来的“劳动密集”产业中获得生产廉价商品参与国际竞争并赚的盆满钵满之际，也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将工厂转移到了中国内地、越南、印度等地，学用资本收割财富。
这是“亚洲四小龙”由“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却在“先天要素禀赋”大转移中造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越南的“革新开放”。其实，这是“资本逐利”在驱使着生产要素升级，何必大惊小怪？
但在唐宋时期，经过几个世纪的徘徊，日本并没有完成如此经济转型，因为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后，日本依然是一个依靠出口矿产、森林等资源的“贸易大国”，而不是宋朝这样的资本、技术大国。
经过深入分析，得出了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日本虽在西元一世纪（汉朝时期）就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得到了一定积累，但这些财富被垄断在少数贵族的手中，与老百姓无关。
而少数贵族的奢侈品消费却难以维持经济持久稳定发展，故在外需既定情况下，倭国的内需显得严重不足，使其经济持续发展渐渐失去了动力。这就是倭国从汉朝时期就主动前来寻求朝以发展贸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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