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日本中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很低，且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少惠及到底层百姓，再加上高额借贷对底层民众的盘剥，使日本内需不足问题愈加严重。在没有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就难以进行，这就导致财富无法资本化，虽然财富得到了积累，但资本却难以积累，这就阻碍了日本向资本大国的转变。
其二，到了唐宋时期，尤其是宋、日“铜钱贸易”不仅满足了日本贵族和庄园主们的奢侈品消费，而且宋朝精美的瓷器和丝绸也深得他们的喜爱，因为宋朝是东亚技术大国，在很多行业上拥有先进生产技术。
可是，日本并没有重视学习宋朝先进的生产技术，更没有加大对生产技术研究和投入，这些都阻止了日本向技术大国转变。所以，在宋、日“铜钱贸易”的末期，宋朝依然是资本、技术大国，而日本依然是矿产、森林资源大国，直到宋朝被元朝所灭，大量宋朝商人逃亡到日本避难，并逐渐左右了日本社会舆论。
因日本的“先天生产要素禀赋”在长期内并未改变，而宋朝依然处于宋、日贸易贸易的高端，只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而日本依然处于贸易低端，并出口初级产品，竟让忽必烈误认为日本到处是金银。
整个宋朝，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外，都一直被铜钱短缺问题所困扰。由于宋朝商品经济很发达，所以在流通领域需要大量铜钱，尽管宋朝的铜钱产量巨大，但依然无法满足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
于是，宋朝不得不通过海外贸易来大量换回黄金、白银作为“大额货币”在国内流通，或是作为财政支付。但尽管如此，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之下，整个宋朝都存在铁钱、交子、会子、金、银和铜钱一起充当货币的现象，使货币体系混乱。而宋朝为了缓解“铜钱短缺”的压力，一边实行“铜禁”，一边实行“海禁”。
所谓“铜禁”，就是宋朝官府彻底垄断国内一切与铜相关的产业和资源，如铜矿业、采铜业、冶铜业、铸币业等，对与“铜钱”生产相关的行业都彻底被国营垄断，并杜绝民间用铜，几乎大多数铜制生活用品都被官府强行收走并拿来回炉铸造铜钱以供应市场流通，毕竟中国古代就是一个传统的“铜钱本位制”国家。
所谓的“海禁”，就是禁止“铜钱”出口到海外，并颁布了很多“海禁”诏令，比如《宋史》中载：“诸以铜钱与蕃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二贯流二千里，二十贯配广南，出中国界者，递加一等，三千贯配远恶州。许人捕。”尽管如此，由于走私“铜钱”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还是有很多宋朝商人走私铜钱去海外。
这就加剧了宋朝国内的“钱荒”问题。根据近代的考古发现，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都有宋朝的铜钱出土，这说明当时的铜钱外流是个很严重的现象，竟然让官府坐立不安。
所以，有宋朝官员认为，“宋朝钱荒”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铜钱的“散诸四夷”。比如在东南亚的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缅甸、文莱、菲律宾等地，都曾有大量宋朝铜钱出土，一时引起轰动！
同时，在南亚、西亚和东非海岸也有大量的宋朝铜钱出土。因此，后世学者黄纯艳在《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外诸国的行用》一文中认为，因为这些地区实行的是“金/银本位制”，所以，金、银货币是该地区的主币，而宋朝的铜钱因为量大从优，只能是充当辅币在当地流通，却进一步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因此，直到两百年后“郑和下西洋”时，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百姓甚至还能拿出不少宋朝铜钱来与明朝商人交易，但也仅限于日常买卖的小额交易而已，但明朝商人却很喜欢用明朝铜钱向当地人购买各种商品。
因为在明朝时期，“铜钱”作为中国传统“法定货币”的地位正在甚至已经被外来的“白银”取代，而铜钱在国内购买力太低，正好输出国外去购买自己所需商品，但宋朝铜钱大量外流到这些地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在西元十一、十二世纪，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货币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并且也步了日本的后尘，与宋朝展开了广泛的对买贸易。但因高丽市场对货币需求越来越大，故使高丽也曾一度发行“铜钱”。
不过，由于高丽铜钱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难以满足经济的发展需要，因此就通过对外贸易从宋朝市场上获得了大量的宋朝铜钱。所以，质优价廉的宋朝铜钱也大量流入高丽后，开始造成宋朝“钱荒”。
为此，宋朝也曾多次发出禁令，禁止国内铜钱输出到高丽。比如，“绍熙”五年（西元1194年）宋宁宗下诏：“禁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庆元年间（西元1195年——西元1201年），宋宁宗又发诏：“诏禁商人博易铜钱入高句丽。”但是，因宋朝铜钱在国内物美价廉，在国外极其稀缺，故外流高丽还是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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