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空气里笼罩着破晓前的寒气，湿漉漉、冰冷冷的风在玄色里游荡；遥远的天际之间缀着几颗昨日的星星，透亮的星星钻破了雾霾，犹如落寞的眼睛窥窃着葫芦街；早起的麻雀在草垛子上跳跃，啄食着草籽和露水。
袁家院井的风在墙角旮旯与廊檐下喧闹，一会儿拽着门框上的对联上下跳跃，一会儿扯着几绺麦秸蹿上了墙头，一会儿拍打着年前新贴的窗纸“呼啦呼啦”响。
院井的南墙根有一个草垛子，还有两棵张牙舞爪、竖着尖尖刺的枣树，干枯的枝条在春天的影子里泛着青，白天的时候能看到枝杈之间一点点绿色，像一只只冬眠的小虫子，蠢蠢欲动。
袁家东厢房有三间屋子，其中挨着北堂屋东山墙的一间做了杂货铺子，剩下两间巧姑和四婶居住，进门有一个灶台，灶台南边连着一面东西墙，墙上有一个灯窑，灯窑里镶嵌着一块玻璃砖，一盏煤油灯依靠在玻璃上，灯苗飘渺；一面墙、两扇木门间隔出一个卧室，卧室里有一个南北大炕，有一扇西窗户，一块补丁摞补丁的花布把窗户遮挡得严严实实。
东厢房南边是一个火房，火房挨着耳房，耳房里住着袁家雇工石头，这个时辰石头睡下了，他起起落落的呼噜声钻出了屋子，飘荡在静悄悄的院井里。
四婶揣着双手徘徊在院井的石基路下面，脚下踩着柔软的地面，一会儿看看东厢房，一会儿看看西院子，一会侧耳听听门洞子。
四婶今年三十多岁，一身灰黑色补丁衣服遮住了她清亮的模样，当年她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踏进了袁家院子，一个斜襟大褂遮住她的膝盖，一条青色的肥裤子扫着脚面，秋天里面加一件夹衣，冬天里面加上棉裤棉袄，凑凑合合一年又一年。
四婶不爱好，脸上不施水粉，两腮落着皴皮，头上没有金簪子、银簪子，只有一根竹筷子；她身上没有一分钱，她不要钱，巧姑每个月都给她工钱，她头也不抬，“给俺钱做什么？俺不买地，不买房，不买衣服，有吃有喝有住，还有你陪着俺，俺知足。”
过年前巧姑给她买了一套新棉袍，她看也不看，逼着巧姑去给人家退掉。“俺身上的衣服还能穿几年，耐穿，破了俺补补照样穿。你愿意给俺买，就买几块碎布头，给他们补补衣服，剩下的俺纳几双鞋垫子。”
从码头回来的抗力常常坐在正间屋里喝酒、侃大山，左一盅右一盅，一晃儿喝醉了，左一句右一句，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四婶坐在长廊下洗衣服，听到屋里抗力的酒话，她一面伤心抹眼泪，一面敛容屏气地吆喝一嗓子:“不要点灯熬油，快去睡觉，明天还要去干活。”
“是，四婶，俺们听您的话，不喝了，俺们去睡觉。”抗力们晃着醉醺醺的身体蹒跚进了内屋。
四婶把手里的衣服拧干水晾在晒衣绳上，然后用腰里围裙擦擦手，挽起袄袖，从怀里掏出一块抹布踏进了正间屋，抓起灶台下面的笤帚，清扫着地上的瓜子皮，擦拭着踩在凳子上的脚印，冷不丁念一嗓子，“把你们要洗的衣服，和臭靴子，还有要缝补的衣服扔到院井里，或者搭到晾衣绳上，抽时间俺帮你们洗洗刷刷、缝缝补补。”
四婶说话时没有笑模样，甚至可以用冷若冰霜形容她，其实她是一个热肠古道的女人，大家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违背她的意思，这么多年没有哪个住店的与她红过脸，或者冲撞她，反而老老少少都尊重她，从不会与她开玩笑，多瞅她一眼也没有，在她面前总会规规矩矩，假设先前还在巧姑面前札手舞脚，一看到她走过来，或者听到她一声咳嗽，马上变得正儿八经。
四婶还有一门手艺，袁家铺子卖的花生轧糖出自她的手，她先把花生碎炒成金黄色，铺摊在茶盘里，然后把熬好的糖稀浇上去，用菜刀推均匀，用石板压平，等冷了，切成小方块，拿到铺子里出售。葫芦街上的女人很喜欢四婶做的花生轧，不仅便宜，主要嚼着香，过年了，家家户户没有别的，最起码糖果不能少，她们一般不好意思亲自上门购买，毕竟她们与巧姑有过唇枪舌剑，抹不开面子，只好打发自家孩子到袁家铺子买一把或者称一斤。
抗力从码头上回来，也会称上一斤花生轧，再买一瓶柜上的老白干，再要一盘煮花生米，下酒菜和酒他们从不在外面买，这也算是他们用另一种方式支付补衣服的钱，因为四婶给他们洗衣服、缝衣服不收一文钱。
四婶收拾好火房，收拾好屋里屋外的卫生，手里总会端着笸箩走到前院长廊的屋檐下，冲着铺子后门方向坐着，一边低头纤悉不苟地穿针引线，一边窥听着铺子和临街门的动静，她是担心葫芦街上的女人和那些地痞流氓欺负巧姑，假设听到不入耳的声音，她会喊来石头，让石头把巧姑喊进院子。四婶知道巧姑是个好姑娘，心里有说不出口的苦，还要强装笑脸应酬住店的客人，应付一些泼皮无赖，还要应对住在一条街上的、乱嚼舌根的婆娘，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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