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东西？”郭俊斌很好奇，便利店里该有什么东西这可不是拍脑门随随便便想出来的，而是我经过了严密的论证，他们先通过一些手段拿到了罗森、可的、梅林正广、良友等竞争对手的进货清单、销售清单，然后又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根据这些数据确定了最终的货物清单。
按道理说基本上普通便利店应有的、销售比较好的商品种类这里都有，可以给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绝大多数生活必须用品，结果老板过来一看，就说他们的货物准备还有缺陷，这似乎不太可能吧？
“想想看，你们平时生活中有什么必须用品，这里却没有的？”李未忍着笑问道，这东西他在后世进便利店的时候可是经常要买，先选好其它东西，然后结账的时候顺手就可以拿起一盒递给售货员卖单结账，所以他早就习惯了便利店有这种东西，但是这里却没有看到。
“额，马桶刷？后面有啊？......啤酒起子？这个其实也有......”郭俊斌一连猜了好几样，然而每次得到的都是否定答复。
“再提醒你一下，晚上用的，单身的人暂时用不着！”李未不得不把话说得更加明显一点儿！
“哦，您是说避孕套啊！这个确实是我疏忽了！”郭俊斌一拍脑门，总算是明白了，这东西还真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也不怪你，避孕套的销售限制前不久才刚刚放开，其它便利店都没有意识到，老百姓也习惯去老地方买，但是我觉得吧，便利店确实挺适合卖这东西的，大家平时都用得着，而且他们来买的时候也不可能只买这个，多少会顺手买点其它东西，这就跟卖烟一样，谁家要是没有肯定会影响生意！”李未可是知道后世魔都的便利店卷成什么样，别说杜老师了，就连跳蛋、振动棒这些玩意儿，都堂而皇之的放在全家里面售卖，他当年还买过，现在卖这些东西有些太过超前，但是卖杜老师却正好合适。
八十年代之前，这东西在国内并不普及，1975年的时候，hub省共计分配得到安全套约1800万只，若全部平均分配下去，该省每对育龄夫妻约可分得不足2只；而且体验也不好，当时的产品都是老式加厚的，用过了还要洗了放着，加滑石粉保存，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继续使用。
198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天津乳胶厂237万美元，为中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安全套自动生产线，使该厂的安全套年产量，从6000万只，迅速攀升至2亿只；稍后，联合国又资助广州第十一橡胶厂、青岛乳胶厂与乳胶工业研究所，使这三家工厂的安全套年产量提升至5.5亿只，到1986年，中国的安全套年产量达到了12亿只，这时候才能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需求。
但是由于历史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安全套的使用依旧受限制，大多都是单位作为福利发给已婚职工；直到1986年才允许在少数大、中城市的医疗单位作“有价零售试点”。
所以穿越到这个年份之前的穿越者也挺悲催的，就算能撩到妹子，也有各种不方便，不光有可能被以流氓罪的名义抓进去，还容易闹出人命，雷毅当年出事儿就是因为这个，当时既没有渠道了解生理卫生知识，也没地方买杜老师去。
此后销售点的数量一直增长地比较缓慢，一直到1992年，京城一名叫做文经风的青年才开始改变这一现象，他计划开办“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时，他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安全套无法作为一种正常商品公开销售。
他回忆道，“当我把性商店的想法和公司的员工商量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疯了。一是避孕套当时主要由国家下发，不可能像商品一样到商店里出售；二是除了避孕套外，国内是否有足够种类的性商品能够支撑起一个专卖店；三是国内从没有人开过性商店，说明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经过他的争取，这个想法终于得到政策的特殊支持，文经风能够合法销售安全套，并因此上了报纸，还得了一个“bj套爷”的绰号，一时间成为京城的风云人物，并受到广大青年男女的衷心感谢。
但是这位套爷的情况实属特殊，避孕套的销售依旧受限制，不光只能在特殊销售渠道购买，还不允许打广告，去年广州的公交车上，出现了中国第一条安全套户外广告，广告词是“杰士邦，无忧无虑的爱”，然而该广告只存活了33天，因为当时的舆论环境还是无法接受堂而皇之的宣传这些，杜老师在微博上玩得那些花哨在眼下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对避孕套的限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比如意外怀孕概率大大提高，再比如艾滋病的泛滥，这些年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每年以高达30%以上的速度增长，鉴于这些问题，国家终于在今年放开了对避孕套的管制。
首先安全套售卖机首次进入清华大学等高校，引起相当大的反对之声，然后正式取消计生委对安全套的垄断资格，对其生产与销售实施资格审定，并将审定的权力移交给药品监督管理局，企业只要取得合法资格，即可进行安全套的生产与销售，也就是说避孕套可以合法地在便利店里卖了，只是现在绝大多数便利店还没有反应过来，李未之前也没想到这一点，到了店里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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