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纬道：“你阿父原本就是官衙的书吏，你家不营田事，难怪你不晓得。自耕农人，听起来只交税、不交佃租，但那两税，数目哪里就交得少了？秋税交粮，夏税交钱，或者折抵绢帛纳之，数目都大得吓人，父亲说过，他外放州府为官时，便是丰年，自耕而食的农人，交完两税，所剩之物，亦未必能活一家数口。若碰上灾年，便是饿殍遍野。”
“不能减税吗？”
“减税？这许多禁军，要吃要喝，谁出钱？”
“唔，”姚欢喃喃，“毕竟天子脚下，开封府难道不能将这些田地再开垦、经营起来？”
曾纬道：“我的好娘子，你这点生意经，朝廷会想不到？这些逃田，确有大半，已被开封府下各县纳作系官田产。但公家招了佃户，佃租更高，朝廷又明令乡间不可强佃，故而亦鲜有农人来佃。”
姚欢明白了。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北宋经济死循环的表现之一。
北宋富吗？
很富。
开封、成都、苏杭，皆是华美阜盛之城。一个端明殿学士，每个月有工资五十贯，米麦二十石，茶、面、绫罗绢帛若干。而曾布这样宰相级别的都知枢密院使，月俸能达三百贯。
北宋穷吗？
很穷。
冗官，冗兵，冗费，所有的财政收入，哪儿来？自然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来，狠狠刮也刮不够KPI的时候，财政可不就是赤字得厉害了。
越不够越刮，越刮越不够。
恶性循环。
所以，从一个后世人的角度，姚欢觉得，判断穷和富，褒贬盛世与荒年，赞美千里江山如画，还是悲悯千里流民如蚁，吹还是黑，要看代入何种立场、以及眼光落在何处。
文臣的盛世，权贵的盛世，朕与众卿家共治天下的盛世，屁股换一换，目光落到一线城市之外，这依然是一个百姓被鱼肉与剥削的沉疴处处的时代。
太祖皇帝就定下“养兵”之策，后世的继位者们不顾员额上限一味征召，若遇荒年，甚至将流民中最不老实、容易民变的一批不由分说地招安为禁军和厢军，看起来是仁政，其实更令军费问题雪上加霜。
官富而民穷，城富而村穷，北宋的所谓富庶，不过是官府、士大夫和大城市主户（有物业的坊郭户）的富有罢了。
难怪这个朝代的民变频率，如此之高。
王安石曾经想通过变法解决这个问题，可惜旧病未除，倒给积重难返的帝国带来了险恶的新疾——党争。
曾纬见姚欢面上的神色变得若有所思，正纳闷二人浓情蜜意地悠游天地间时，怎地讨论起田地抛荒之事来，姚欢却拉着他翻到土坡的另一侧。
换了个方向，果然看得更分明些。
白雪将土地盖得七七八八，但盖不住水洼。
这个时代的开封城外亦是水网发达，数条河流经过，星罗棋布的河塘宛然在目，就像一个微缩版的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鱼米水田模式。
“桑基鱼塘，虾稻套养。”姚欢心中自语。
既然后世的苏杭一带，小龙虾可以和水稻套养，顺德一带，桑树可以和鱼塘并开，那么为什么不能试一下排列组合，改成桑树和小龙虾套养？
在开封城外这片土地上，就算江淮和两浙的占城稻长不好，桑树总不难种活吧。
姚欢分明记得，王安石变法中，就有一条劝课载桑法。
后人多研究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较少了解“劝课载桑法”。
神宗年间，河北的一些地方官员最早提出多种柳榆桑枣，乃是为了防止河流封冻时，辽人涉河南下，攻击大宋边境。若种满了数目，辽军的骑兵势必受阻。
其后，王安石将劝民种桑养蚕，放入变法内容，由朝廷下旨，种植桑柘的农人，不因桑树而增加赋税。如此鼓励种桑的举措，目的在于多卖出种桑树的地、多得到丝帛，为养兵和用兵筹措经费。
当时，劝课载桑法的试验地，就在开封近郊。
因而，姚欢相信，开封城外的土地，肯定可以种出桑树。
既如此，便可效仿广东一带从明朝时开始流行的桑基鱼塘，利用开封丰富的水资源，挖设水塘，塘泥堆高形成桑基，种植桑树。
如此一来，虾的排泄物可以肥沃塘泥，出产桑叶，桑叶可以养蚕，蚕蛹和蚕沙可以作为饲料投喂小龙虾，就形成了生态养殖的立体农业模式。
当然，塘基上除了桑树，还可以养果树，塘里除了小龙虾，还可以养食草鱼类和藕。
姚欢这个念头，此前在施摊前，邵清告知小龙虾并未被大洪水冲走时，她就盘划过了。
只是，一来，她没有机会出城考察开封周遭的环境条件。
二来，她只晓得宋代不抑土地买卖，却不清楚怎么买、多少钱。
三来，她对于目前养桑要交多少税赋、去哪里招佃户种桑养虾，也没有概念。
总算今日这趟，她实地看到了城外的情形，后续几项，利用年尾农闲，一一打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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