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一路上一直在思考股份制度，这个制度他并不陌生，在后世的中国，对这个制度相当推崇，似乎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企业，国企也好，私企也罢，一旦采用股份制，尤其是上市之后，就变得高大上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开放之后，新一代在欧美大学中学习过的专家学者们的推崇，他们的态度，影响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股份制的热潮。
当然，专家不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追捧，关键是中国人爱凑热闹的性子，让大家一窝蜂都去搞股份公司，好似不股份，就落后一样。
说起股份的好处，最大的当然是上市融资，发行股票融到的资金，比任何资金的成本都低，因为基本上不需要支付利息，在中国的股市上，甚至连分红都不需要，因此有时候上市就是去圈钱的。
可以说股份制大大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这是朱敬伦过去的认识，现在他对股份制，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股份制最大的好处，竟然并不是融资成本的降低，而是资本家风险的降低。
这不是朱敬伦瞎猜的，而是德国一些银行家向他推荐股份制的时候说的。
这个时代的德国银行，大规模采用股份制度，这让他们大大缩减了资本积累的时间，这些股份制公司，又通过直接投资德国的工业，他们将银行的管理制度带到了工业之中，大大推动了德国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是这种方式，德国那些工匠首先得学会科学管理，然后还得进行一步步积累，才能发展成大工业企业，那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而这一切都用股份制度极大的提前了。
将原本英国人需要数百年的工业积累，在短短几十年间完成，这种速度不可能没有风险，可是风险却通过股份分散了，这才是股份制最大的好处：有限责任！
德国人告诉朱敬伦说，家族制或者合伙制银行，他们的责任是无限的，公司的负债需要股东无限制的偿还，可是股份制不同，他是按照出资多寡来划分责任的，资不抵债的情况下，大不了破产。
破产，说不好听点，就是合法的赖掉债务。
既能用最低成本圈钱，还能承担最低的风险和责任，多么美妙的制度。但是，这只是对资本家而言的。对于他们的客户，对于那些淳朴的，没有风险意识的小民，当他们将自己的全部家当都放在他们信赖的银行家手里的时候，突然有一天那银行家告诉他们，银行破产了，他们不会还钱的时候，对这些小民来说，那就太不美妙了。
很多人他们是冲着对企业家的信任，将自己微薄的继续交给这些企业家，他们知道做生意有风险，但是他们相信这些人会还钱，在无限责任制下，这些人只要没死，他们始终会偿还债务，即便是死了，在中国文化下，父债还有子还呢。
股份制打破了这些传统，企业家只需要为用他们有限的出资负责，可是他们的客户，一些小民往往觉得他们是在跟人打交道，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能想到这种制度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但是可以肯定，股份制这种东西，必然是资本阶层的文化。
至于为什么后世所有人都认为他好，没人想过这种制度是对资本最为有利，对资本家最为有利的，对资本家来说，随便拿出一点钱来成立一个股份公司不伤筋不动骨，但对一些工薪阶层来说，他们的积蓄可能是用来养老的。
这就是商业文化，这就是资本文化。
文化的力量就在于此，他能让掌握话语权的优势阶层，向整个社会灌输一些对他们有利的思想，而全社会还都认为十分合理。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是管本文的农业文化，因此优势阶层是官僚士大夫。因此中国社会的文化，是对官僚士大夫有利的，而且全民都还认为这种文化是非常合理的。文化决定人的思想。
朱敬伦想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江南一些优秀的精英士大夫反抗八旗铁骑，当时有个叫王夫之的文人，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正能量，基本上流传后世几百年，没人怀疑过这句话的合理性。
包括朱敬伦此前都觉得这句话很大气，很能代表中国文化，可是就事论事来讲，这句话对那些匹夫，那些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是相当不公正的。
因为这句话破坏了权责一致的原则，当天下危亡的时候，文人士大夫想起了匹夫，他们提出了匹夫有责，可是他们从没想过，当天下兴盛的时候，这些匹夫有什么权力呢？天下兴，匹夫无权，天下亡，匹夫却要担责，显然这很不公平。
可是这么一句背后暗含着不公平的话，却被整个民族所接受，认为是合情合理，理所应当的，这就是文化对优势阶层的天然呵护。
因为文化主要是优势阶层，精英阶层创造的，而文化却不止是在优势阶层中间传播，他会扩散，进而影响到所有阶层，让所有阶层按照优势阶层的想法来看待问题，让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代表又是阶层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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