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社会在清末，土地兼并远没有宋代时期严重，日本占领华北期间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不到全部土地的三成，超过七成的土地都集中在自耕农，小地主的手里。
中国南方比北方的宗法制度更强大，因此这种土地分散的情况更严重，将近八成的土地都是小资产。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源自于明朝时候推行的分家制度。
中国汉代之前的财产继承制度，基本上也是嫡长子继承制，跟西方一样，能够尽可能的将财富传承下去，汉初，汉文帝采纳名臣晁错的建议，在诸侯中推行推恩令，要求诸侯将封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儿子，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办法分散诸侯国的国土，削弱诸侯国的国力。
结果诸侯国很清楚朝廷的阴谋，纷纷起兵，打出了“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最后汉文帝被迫不得不杀了晁错，平息诸侯国的愤怒。
晁错是死了，但是中央王朝通过要求诸侯分割财富的办法，却慢慢推广开来。历代朝廷利用这种方法，不断的削弱民间的强大势力，始终让中央王朝拥有绝对的力量。
到了明代，朱元璋做的更彻底，将这种原本用在诸侯和大宗族身上的权术，向整个社会推广，在法律中规定了，每一个男性子嗣都有权力平分家产，包括私生子也不例外，结果就是大地主的土地根本无法传承下去，传承的越久，分割的就越多，最后都变成了小块土地。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制度，这种对大家族土地的分割制度继续执行，因此很难出现土地兼并集中现象。而宗族社会对抗这种法律的方式就是，各个家族大量购买公产，将土地挂名在祠堂名下，作为祭祀产业，相当于把土地挂在某一个祖先名下，于是就不用分割了。所以宗族力量强大的南方地区，乡间土地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宗族公地。因此土改的时候，有些农学家认为江南不需要土改，认为江南并没有北方式的地主阶级，结果就是政府还是收走了公堂土地，将宗族族长当地主打击了，至于那些农学家，一个个死的很惨。政府要收地最大的目的，本就是要打散宗法社会制度，同时为工业化集中资本。农学家看不到这一点，死的并不冤。
广東的宗法制度也是很强大的，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宗族手里，不但是公地，即便私人持有的土地在出卖的时候，宗族也有权力干涉，约定俗成的传统是，土地应该优先转卖给同宗、同族、同村的亲戚，甚至在地契上都必须申明，问过血亲无异议等字样，买主才能完成合法的交割，不问过同族卖出去的土地，都能给要回来。
之所以这么看重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是宗法制度的根基，是宗族的基础。
一旦要动这些土地，宗族势必起来反抗，少不得要流血才能完成改革。
经过激烈的商讨之后，朱敬伦部分同意了赫德的改革方案，他批准赫德可以对商品化程度高的土地进行征税，这种土地往往收益也高，更容易接受征税，所以遇到的抵抗相对也就会小。
英国之所以能在印度推行土地税制度，主要也是因为英国把印度经济，打造成了典型的殖民地经济，农业生产高度商品化，用来生产棉花的土地超过一千万英亩，种植烟草的有五六百万英亩，种植甘蔗的也超过六百万英亩，所以才比较容易推行土地税。
日本能够大量收土地税的代价就是多达几千次的农民暴动，光是从1868年到1877年，农民起义就多达499次。明治政府对这些农民，进行了残酷镇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这种代价朱敬伦不打算承担。
于是赫德只能在城市的商业用地、农村的桑园、茶园和甘蔗种植土地上征税。
但这依然是一笔巨大的税收，因为大明桑蚕面积巨大，广東珠三角地区的桑蚕面积超过五百万亩，广西也发展到了两百万亩，每亩征收二两，就高达一千多万大明两，茶园面积更是巨大，超过千万亩的茶园，每亩一两也有一千多万两。甘蔗则有三百多万两。城市商业用地则能承担更高的税率，征税高达三千万大明两。
光是土地税一项，大明就增收了六千万两，大大提高的大明的征税能力。
但仅此还不足以让大明税收提高到英国六成的程度。
赫德还向特定人群征税。
比较有特色的是，对蓄养小妾的富人征收纳妾税，对坚持女儿裹脚的父亲征收裹脚税，这两项税收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因为他历来就反对裹脚和纳妾的恶习。
别说这两项税收也是相当丰厚，大明这些年出现了大批富豪，有能力纳妾的阶层，至少有百万人之多，政府登基的小妾数量高达四百多万人，赫德对此征收重税，每个小妾，每年必须缴纳十两银子。而裹脚的女子，数量则无法统计，因为很难一家家清查过去，裹脚属于保守的封建糟粕，而保守的家庭，女子是很少出门的，中国女人的脚相当于西方女人的胸，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官，更是不可能让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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