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之意：皇上，我跟范仲淹富弼我们几个都是君子之朋，你得用我们几个，只要我们几个一直当政就能天下太平。
***读过《朋党论》之后感叹，文章似是而非。说实话就欧阳修这政治觉悟，换个其他皇帝能给他拖出去砍了都不奇怪。结党自古以来就是朝堂大忌，仁宗就算是出了名的人善心软，也不会放纵着你们去结党，结党结成了，皇帝还怎么控制朝堂？
仁宗对范仲淹改革动摇了，这真的是改革吗？还是借改革之名党同伐异？仁宗把中书全体成员招到宫里，问大家，《朋党论》看完之后有一事不明白，自古小人结党的情况很多，难道君子们也结党吗？
范仲淹回答仁宗，当年在西北戍边，勇敢作战的大臣们是一个党派，懦弱怯战的大臣们又是一个党派；现在回到朝堂上，仍然存在正邪两党，皇上只要鉴别得当，重用正人君子党执政，对国家百利而无一害。
虽然厌恶朋党，但仁宗还是选择信任范仲淹，继续放手支持范仲淹改革，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当年范仲淹和韩琦西北戍边时的老领导夏竦先坐不住了。
原本应该回朝任枢密使的夏竦因为欧阳修的弹劾开封城都没进就黯然下课，外放之后的夏竦本来打算远离斗争中心，可没想到石介的一篇《庆历圣德颂》又把自己拿出来作为奸邪狠狠的批了一顿，是可忍，孰不可忍？
庆历四年三月，夏竦安排家中女仆临摹了一封信，内容是石介劝富弼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彻底推行改革措施。临摹好了之后夏竦把这封信上报给了仁宗，说是石介谋反的罪证。石介也真是个怂包，听到消息后大惊失色，再也没了当初写《庆历圣德颂》时候的意气风发，明知道夏竦诬告，自己却先吓个半死，还没等朝廷调查就忧惧而死了，此事不了了之。
好巧不巧，石介死后不久有个叫孔直温的人谋反，叛乱被平定后官府去孔直温家抄家，抄出来孔直温与石介的书信，夏竦得知后又上梳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死，之前装死是因为被富弼派去辽国借兵了，等他回来就会带辽军入侵。
仁宗大怒，派人去石介墓前掘墓要开棺验尸，看看这个石介是不是真死了，最后打开棺材之后发现石介就躺在里面没跑出去，事情才算作罢。
你说说这个石介，图啥呢？
石介的下场只是庆历党争的一个缩影，范仲淹的改革派从一开始策略就出现了失误：没有团结大多数人。
现代社会某些无良企业裁员的时候，往往会选择分批分组裁员，相互之间不让大家知道，防止一次性裁员导致被裁员工抱团集体对抗公司。而范仲淹改革阶段对于官员绩效考核乃至整改改革政策来说，同样也应该尽量团结大多数人，而非一鼓作气搞***式的改革。由于改革步子太猛树敌过多，原本不属于同一派系的官员们因为利益受损抱团在一起对抗改革派，甚至原本关系很好的老领导比如夏竦都与改革派翻脸，范仲淹能控制得了中书，能说服仁宗支持，但范仲淹能说服被革职贬官的利益群体也支持自己吗？
显然不能，但以今人目光短浅的视角去审视范仲淹也未免太过夜郎自大，范仲淹的伟大是普通人根本不配评价的，也许范仲淹有超然于改革策略之外的考虑，下猛药改革本就是改革策略的一部分，毕竟改革派也并非铁板一块，就算富弼韩琦欧阳修都能紧紧的团结在自己身边，其他人呢？
改革的失败，就坏在这些“其他人”身上。
庆历四年春，御史中丞王拱辰上梳弹劾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滕宗谅，理由是擅用公使钱挥霍中饱私囊。所谓公使钱，就是朝廷拨给边境州县的特殊费用，知州可以根据当地军事建设或其他需要自行支配，随便花，但是要有台账记录费用明细。
滕宗谅显然有很大问题，庆州知州多年，花了大笔的公使钱，王拱辰一弹劾朝廷安排专人来查账，滕宗谅一着急，居然把账本给烧了。
死无对证想得挺美，可惜朝廷和办案人员都不傻，烧掉的账本涉及十六万贯钱，滕宗谅解释不出这些钱的去处，按照制度被降职贬官，贬去了岳州（今湖南岳阳市）。
滕宗谅，字子京，岳州在古代还有个名字叫巴陵郡，这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由来。
能在范仲淹千古名篇里留下名字的人是不简单的，滕宗谅当然也不简单，他最为着名的就是范仲淹亲信兼铁杆改革派身份。滕宗谅贪污案查实之后，一时间搞得朝廷里沸沸扬扬：你范仲淹不是为了国家改革吗？怎么你们改革派里还会出贪污犯？就这种人还能做好改革工作吗？
一时间弹劾范仲淹和富弼的奏疏满天飞，范仲淹压力山大。可滕宗谅案子风波还没平息，又发生了苏舜钦案，直接导致了改革派的彻底失败。
苏舜钦是范仲淹的铁杆亲信，受到范仲淹提拔一路高升，到了中央之后又受到了首相杜衍的赏识，做了杜衍的女婿。滕宗谅被贬官之后，王拱辰马上又上梳弹劾苏舜钦，原因是在一次聚会中，苏舜钦擅用公款请了几名歌女到聚会中跳舞唱歌为聚会助兴。公款是变卖当时进奏院的废纸得来的，古时候纸很贵，不像现在不值钱，即使是废纸攒的多了也能变卖出一笔钱。按照制度变卖所得应当充公，可苏舜钦玩儿高兴了就直接挪用这笔钱请了歌女助兴了。
滕宗谅的案子发生在边关，离中央还有一定距离，苏舜钦案子就发生在开封，仁宗眼皮子底下，改革派的核心骨干成员、宰相的女婿挪用公款，就这种人还敢指望他秉公改革？
接二连三的丑闻使得仁宗对改革派失去了耐心，庆历四年十一月，仁宗很罕见的亲自下诏，指责朝臣“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
仁宗的斥责，意味着改革派彻底失势。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被罢相全部贬出开封，到了三月韩琦也被贬官，接着欧阳修也被贬官，庆历新政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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