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王安石淡出中央，神宗开始亲自推行改革落实新法，套用一句很时髦的话就叫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库收入增加，实现了“开源”。王安石离开后，神宗琢磨起了如何改革官制减少官员数量，实现“节流”。
如何裁撤冗官是个大问题，一旦做不好与官僚集团矛盾激化，将会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神宗在元丰初年一直没敢贸然启动官制改革，害怕引起动荡。
神宗害怕皇权受到威胁，但偏偏有人主动威胁皇权。元丰二年四月开始，不断有谏官上疏弹劾远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说苏轼诽谤朝廷，攻击新法。
说起来，距上次神宗看到苏轼的名字已经过去了八年了。八年前，前途无量的阁臣苏轼因不满新法自请罢官去了外地做官，而他这八年在外地任职期间可以称得上是颇有建树。
离京之后苏轼第一站去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市），接着调任徐州。在徐州时恰逢黄河水灾，暴涨的洪水冲到了徐州城脚下，下属都劝苏轼赶紧逃命，苏轼严厉说到，
我是此地父母官守城有责，绝不能丢下徐州城不管。
在苏轼的调度安排下，徐州当地的驻军也参与进抗洪抢险，为了减少洪水向城内灌注，苏轼带领大家冒死把沙袋堵在城外漏水的缺口处，这样大水一来把沙袋压实，反而把缺口堵的紧紧的，大大减少了城墙渗水。
不辞劳苦的巡查加上智慧再加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终徐州城百姓在苏轼带领下挡住了洪水的进攻，城市安然无恙。
抗洪抢险完了之后，苏轼又在徐州修建了一系列的抗洪工事，接着奉命调任湖州，就任湖州知州后，苏轼依惯例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
就是这道谢表，掀起了谏官们对苏轼的攻击浪潮。弹劾苏轼的谏官实在太多，其中头衔最高的是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这么恨苏轼，要说也跟苏轼自己作妖有关。当年李定母亲去世但新法施行走不开，旧党就弹劾李定不服母丧赖在朝中不走，这事儿本来跟苏轼半毛钱关系没有，可苏轼就是看不惯。
行，你看不惯你也写奏疏弹劾李定，苏轼偏不，写文章嘲讽李定。苏轼的文坛地位大家都懂的，他要是明着来可能还不算啥，他这么一嘲讽，李定出名了。但墙头挂粪桶，出的名臭名远扬，李定恨不得亲手宰了苏轼。
回到谢表本身，苏轼在谢表里说，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李定就说了，不适时？现在正是新法实行的年代，怎么就不适时了？朝廷里新进的官员都是新党，你苏轼不能追陪是几个意思？不还是反对新法吗？老不生事又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旧党受了委屈，现在不敢吭声，只能委曲求全的生活吗？
苏轼的《答湖州谢表》我看过，文辞优美语言精练，文章的主要意思是陈述了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在朝中胜任，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些微小的工作报答皇恩。
要说这文章好吧，确实好，大家可以搜搜百度就能搜出来，苏学士的文笔真的是太好了，才华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内涵与韵律俱佳。
要说这文章不好吧，说实话有点儿酸，读完了都能感受到苏轼这个大文豪的酸味儿，皇上啊我这水平是真不行啊，我就活该在各地辗转，朝廷里只有你相中的那些人才有资格执政，我肯定是不行啦。
就差给神宗说，皇上啊你咋就那么喜欢王安石呢？你咋就不喜欢我呢？我跟王安石你选一个吧。
酸不溜秋的苏东坡叫人忍俊不禁，可到了谏官那儿就不是忍俊不禁了，是赶尽杀绝。
以李定为首的台谏官员对苏轼实施了添油加醋式的弹劾，并且在奏疏里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拼了命的泼脏水，终于让神宗觉得，苏轼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真的假不了，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神宗安排御史台亲自办理此案，把苏轼从湖州请回来，好好唠唠。
元丰二年七月，御史台派人千里奔赴湖州，带回疑犯苏轼回京，将其投进了御史台狱。御史台在汉朝时种了很多柏树，又有大量乌鸦在树上筑巢，所以御史台又称乌台，苏轼因诗文下御史台狱，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苏轼被下狱后，谏官们发挥了掘地三尺的精神，把苏轼以前的大量诗文都揪了出来，生拉硬拽的把其中词句定为攻击新法、攻击朝廷的罪证。
一句话，就是瞎几把扯。
由于苏轼是国家高级官员，御史台不敢用刑，于是就言语恐吓、辱骂、污蔑附带着无休无止的审讯，晚上不让睡觉等等下三滥手段，就这么审了三个月，御史台审出结论了，准备给苏轼定罪。
按照御史台的意见，苏轼就是死罪，可最终苏轼的判决结果出来，却是流放两年，但朝廷法外开恩只判处贬谪黄州。
真是怪了，御史台都能直接抓人权势熏天，想要搞死苏轼还不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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