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能想得开，那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当事人高后的怒火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劝解的了的，在高后的授意下，蔡确先是被革去安州知州职务贬为光禄卿，接着又被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蔡确一个新党骨干被贬，按说对于旧党把持的朝廷没什么影响，可不想就是因为蔡确被贬，引起了旧党的再一次大分裂。
原本蜀洛朔三党互相攻击时，宰相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可到了车盖亭诗案时，朝廷上已经明显出现了旧党内部巨大的分歧。
宰相范纯仁明确反对将蔡确贬到岭南，劝高后不要搞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也都反对朝廷对蔡确的处罚，彭汝砺甚至把贬谪蔡确的词头都给封还了，爱谁谁，别让我参与文字狱。
反新法不彻底，就是彻底的不反新，旧党在一次次的斗争中，终于走向了极端，在范纯仁等人反对贬谪蔡确后，谏官们开始了对范纯仁的疯狂攻击，弹劾范纯仁与蔡确结党。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以他的个人品格当时的朝廷里还真没人配跟范纯仁结党，看透了这个垃圾朝政的范纯仁萌生去意，于是自请罢相，离开京城。
范纯仁罢相之后，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也都被罢官外放，其他为蔡确鸣不平的官员很多也被罢官贬谪。终于，车盖亭诗案以蔡确被贬谪岭南，宰相范纯仁、御史中丞李常等一大批中央高级领导被贬出京而结束。
自车盖亭诗案开始，北宋高层再无国家和公心，从此只剩下无休无止的党争，党同伐异至死方休，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而曾经的首相蔡确，在被贬新州之后，旅途的颠沛流离和岭南的凄风苦雨，加上内心的挫折惆怅，三年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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