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铁血兵王】第八百一十二章：猖獗的日本盗墓贼（求订阅！、求月票、求一切！）
由于有了这项“侵略国策”，日本军人在中国境内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国文物当战利品送给日本皇室。
旅顺口东面黄金山下的唐代崔诉凿井题名碑刻，这是原存于东北地区的惟一唐碑。在20世纪初，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军司令富冈定恭便将之盗走了，并作为占领旅顺口的纪念礼物掠运回日本，献给了天皇。此物现存放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内，碑亭正面的石桁上还刻着“唐碑亭”三字楷体亭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肆盗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疯狂进行的。
为此，日本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
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
从清末开始，日本人就有计划在中国境内进行盗掘活动，成批有双征身份的日本考古专家、历史学者进入中国，在学术研究的旗号下，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盗掘。
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日本盗墓贼的乐园；后者暴发了“卢沟桥事件”、国都南京沦陷，此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所有被占领区都能见到日籍盗墓贼的身影，中国成是日本盗墓贼的天堂。
他们在行盗时，手段和名义很多。或以“探险”为名，如大谷中国探险队，或以“学术考察”为名，如鸟居龙藏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或以中日“联合考察”为名，1927年滨田耕作等人在中国旅大地区的盗掘活动，或以“旅行”为名，如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分别带领的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江浙地区的盗掘活动……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盗掘活动。如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的盗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拿中国活人作毒菌试验、进行活体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中国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中国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卓一、池内宏、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鸟山喜一、三上次男、驹进和爱、黑田源次、鸟村孝三郎、斋藤武一、田中尧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在中国境内盗掘的经历。
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盗，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能盗多少就盗多少，连墓中随葬的果子、点心都要盗走，是国际大丑闻。有日本学者后来公开辨称，他们在华行为是科学的考古活动。试想，如果中国学者到日本，你们能允许他们这么“随便挖”么！
1972年，新疆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72tam225的墓葬发现了一幅绢绘伏羲女娲精美画卷，但不完整，只有下半部。
上半部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上半部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内呢。原来，当年日本人在西域盗掘时，匆忙中割走了有人物头像的上半部。
这样的例子很多，位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此古墓群在中国考古界有“地下博物馆”之美誉，1988年被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有不少墓橘瑞超、野村荣三郎和吉川小一批日本人盗过，后来共和国的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仍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物。如果是日本人当年是科学考古，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事情的。
从所列事件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日本人在中国的盗墓活动到了疯狂的地步，比其它外国列强造成的破坏要严重多倍，活动次数亦最多，像孙殿英这样的中国本土盗墓大贼都不敢明目张胆，都有所顾忌，日本盗墓贼却肆无忌惮，近乎疯狂。
结合自己知道的这些事情，马铮相信松本信广没有说谎，一方面是因为松本信广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在丢失了这批黄金文物之后，日本政府肯定不会饶了他，就算是他有钱，也不可能赔得起这么大的一笔钱。况且此次还使得一位大将成为了俘虏，如果松本信广现在敢出现在日本，恐怕一上岸就会被大本营给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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