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但仅凭他前世对于明代历史的了解，这个问题完全是无解的。因为他不可能凭空变出土地来为这些人造房子，更不可能去做打家劫舍的事。
这点上就能看出老天爷爱坏小孩。
对比之下，那些穿越成土匪、军阀的朋友实在是老天的宠儿。他们与仕绅阶层是天然的敌人，可以在实力许可的情况下为所欲为，非但会收获手下的忠诚，还能迅速扩大势力，推进自己的理念。
作为太子却不行。
朱慈烺拥有寻常人难以企及的权力和资源，但也被套上了巨大的枷锁。政治是个妥协游戏，即便强势如崇祯，十七年换五十相，但也只能以文官斗文官，要想赤膊下阵只有被整个士大夫阶层海扁狂殴。
这是嘉靖和万历两位皇帝已经着实尝试过了的。尤其是嘉靖，从外面看起来他登上了大明强势皇帝前三甲，但真要让他坦白地说嘉靖时代的胜利者是谁，估计这位暴君也只能苦笑。
再加上大行皇帝的遗诏其实都是内阁辅臣拟定的，所以文官们就算在皇帝生前无可奈何，也能在皇帝死后狠狠恶心他一把。无论是为了生前的权力，还是死后的名声，天子都处于弱势，更别提太子了。
时时刻刻被约束的朱慈烺，有时候发狠了甚至想过砸墙而出，白手起家。姑且不说放弃大明这艘还有三千钉的烂船是否理智，朱慈烺冷静思考一下：自己未必真能靠王霸之气收伏小弟，而小弟们又恰巧是画匠出身，能力却堪比西点军校高材生。
而且在这个乱世中，没有护卫地走出京师，很有可能被土匪绑架、被乱军裹挟当苦力、或者是被满洲人抓走当包衣奴。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化险为夷，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无比强大的主角光环。充分利用当前的资源和规则，减弱外部对自己的束缚，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才是最优选择。诚如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一旦认为做不到，那就真的输了。
既然休克疗法近乎自杀，朱慈烺只能脚踏实地，将目光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人才，为九个月后的天变做好准备。
“其实，这五万人全是工匠和他们的家眷。”朱慈烺没有丝毫隐瞒道：“虽然天子圣明，但这次大疫一起，北京城中或许十室九空，一旦闯贼来了，如何能够守住？这些工匠虽在贱籍，但是大军器械甲胄全靠他们，所以不能放任自流。”
虽然朱慈烺夸大了鼠疫的危害性，但并没有成功击破沈廷扬的心房，让他纳头便拜。如沈廷扬这样的一家之长，身后往往是数以百计的族人，在地方乃至朝中形成一个巨大的关系圈。他的一言一行，都不是他个人的喜恶，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决策。
当然，作为团队领袖，沈廷扬的个人决策占据了绝大比例。
略一思索之后，沈廷扬小心翼翼问道：“殿下，陛下可有口谕？”
大明皇帝直接发出的圣旨叫做中旨，虽然简单明了，但容易被官员抵触，甚至遭到六科给事中的封驳。即便是内阁票拟阁臣意见，皇帝御笔朱批之后的圣旨，也有可能被封驳，但因为内阁会提前做好协调工作，所以通过率较高。
皇帝的口谕是不落文字的圣旨，也是可以随时赖皮的圣旨。
去年九月被处斩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时崇祯授意陈新甲与满洲人私下议和，结果从边关发回北京的议和密函被这位大司马随手放在了桌面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发出传抄，群臣哗然。
想当年土木堡之变，皇帝被瓦剌人俘虏，大明的朝臣都不肯议和妥协，何况松锦之败并没有真正触痛大明文官的神经。当时物议汹汹，以“不议和、不赔款、不割地、不称臣、不纳贡”为主流，看到这议和条款，纷纷以陈新甲为当世秦桧。
陈新甲犯了这么大的错，非但不知弥补，反以此为功绩，大肆宣扬，无疑让是在崇祯皇帝的怒火上浇了一桶石油。再加上松锦大战决策过程中，崇祯与洪承畴都认为应当稳进，唯独陈新甲强烈要求速战，导致明军溃败，洪承畴被俘投降。因因相积，崇祯很不光彩地赖账，以私款辱国之罪斩了陈新甲。
沈廷扬要皇帝的口谕，已经是极有魄力的了。
哪怕是朱慈烺给出一份伪造的口谕，沈廷扬都会考虑踩着陈新甲的血往前走。
因为在他看来，就算没有这场鼠疫，京师也是绝对守不住的。如果说整个京师还有什么人对力挽狂澜有所助益的，沈廷扬的看法与太子一致：匠户。
至于其他那些文士勋贵，死多少他都不会关心。
一来他不是勋贵，二来他不是进士。
“陛下没有南迁的意思。”朱慈烺没有骗沈廷扬。
在这位忠良刚烈的名臣身上，欺骗只是对品格的玷污。而且毫无必要的欺骗只会让人对未来的交往充满疑虑，只有胆怯懦弱的人才会为了一时之需选择这等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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