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是生产型国家，不管谁控制着交通，都有他们的位置。中国人如今控制了大航路，印度棉布依然是主要商品。跟三佛齐的香料一样，都是这时代少有的大宗商品。
这些大宗商品，如今不走中东西亚地区了，所以东罗马帝国的财政立刻大幅度下降。可是印度不受影响，反而因为运输成本下降，他们能销售更多的产品，得到更多的利润。
另外印度和波斯还能生产丝绸，虽然没有中国的产量那么大，但依然是重要的商品，能为伽色尼帝国源源不断产生财富。所以伽色尼帝国，花钱买古拉姆这套招数，依然奏效。从外部逻辑，很难摧毁它，只有等他内部分裂。
就连埃及都受到了很大影响，越来越依靠尼罗河三角洲的产出，手工业在失去了莎草纸这种龙头产品之后，已经大幅度萎缩。作为拥有尼罗河三角洲的马穆鲁克势力，发展不起来纯粹是管理问题。他们的人口管理很垃圾，不然这块地方不至于到了十九世纪，才有五百万人口。人口不足又极大的制约了手工业生产，商路现在开始不经过开罗输入欧洲和北非后，马穆鲁克集团也开始衰落。
大航路如同奔涌的大河，河流上流淌的滚滚河水，正是中国和印度的商品。
伴随着商品流通的文化冲击，重塑或者加速了许多文明的进程。
在东方，高丽和倭国受到了第一波冲击。高丽建立起了稳固的贵族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从两班贵族家族选拔官员，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统治；倭国则提前进入了平氏政权时代，天皇的院政体系，取代了藤原贵族的官府机构，从上到下渗透进了全国的庄园。
大量中国典籍和密切的人员沟通和交流，让高丽和日本的经济也快速变化。高丽人对贸易并不排斥，开京港始终很发达，哪怕在海盗横行时期，也是繁华的港口，有阿拉伯商人常年往来；倭国则开放了大量港口，虽然大多数都是私港，海贸利润大量涌入平氏这样的新兴集团手中，武士阶层快速膨胀。
高丽的封建经济，倭国的庄园经济，都受到了冲击。尤其是倭国，以前流行以物易物的情况，随着大量中国铜钱涌入，已经开始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货币交易，极大提高了交易量。因为以物易物往往需要具备双重偶然性，必须双方都持有对方想要的物品才能交易。而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出现，让交易变成常态，只要有商品剩余，就能产生交易。于是生产积极性变高，形成了大量商业市镇。
黄金、白银和铜矿的开采，为倭国带去了大量中国商品，让他们提前享受到了富裕的生活，贵族变得十分奢侈。新兴的商业和武士阶层，也因为大量中国书籍的涌入，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快速提高。甚至涌现一批倭国才子，做的诗文通过海商带到大宋，也能得到好评。
中国本身的影响也很大，作为大航道的开拓者和拥有者，也是大航道这条大河的源头，中国商品滚滚注入大航道。生产规模空前提高，大生产已经遍布各地。商业管理最为自由的燕王统治区，形成了一大批生产中心。山东的齐州、登州、胶州，东海的海州，都是发达的纺织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城市，最小的海州也有二十万人口；燕京府靠着对草原贸易，和燕云矿产开发，也聚集了三十万人口。
广州的发展大大提速，珠三角优良的环境，催熟了这里的生产。良好的日照和灌溉条件，让棉花在这里大量种植，纺织业规模庞大。而且大规模使用水力纺纱机，因为中国没有孕育出发达的家庭纺织业，因此棉布一开始就是在作坊里生产，如今纺织业中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普遍形成，广州的棉纱生产规模巨大，甚至向山东输入棉纱，在这里的织布作坊加工后，大量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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