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兴王朝在军事上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清朝也不例外。只是被清廷统治者视为争夺天下和巩固天下的嫡系军队的由盛转衰过程来得特别迅速。从顺治元年至四年，满洲八旗所向无敌的场面就像昙花一现似地再也没有出现过。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迅速，难以继续担任征服全国的主力是有着客观原因的：第一，满洲八旗兵来源于满族成年男子，而满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相当少的民族，入关初期清军总兵力不到十万，其中已包括了汉军和蒙古兵，真正可以披甲出征的满族军士不过几万人。进入中原以后屡经战阵，战死和病死的人数很可能超过人口自然繁殖数。进入汉人居住区后，享受着程度不等的胜利者的优待，逐渐滋长起追求生活安逸的风气，远不像入关前后那样淳朴、勇于用命。概括一句话就是兵员少了，士气低了。
第二，清朝入关初期咤叱风云的领兵大将由于染上天花，『迷』恋女『色』和内部倾轧，凋谢殆尽。到顺治七年多尔衮死后，清朝赖以开国的久经战阵、功勋卓着的大将都已不复存在。这些亲、郡王死时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年轻，济尔哈朗算是最长寿的，也只活到五十七岁（朱宏三语：我都说了是招天谴！）。他们的子弟即便承袭爵位，却少不更事，缺乏战斗经验，无法替代父辈驰骋疆场的角『色』。亲、郡王以下的贵族、将领虽然还留下了一批，但他们也无复当年英锐气概。
多尔衮见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姜镶，只有在山西边境布设重兵，防范姜镶出来捣『乱』，等到多铎消灭南明抵抗势力后在回过头来对付姜镶。
历来治史者谈及南明，大抵着眼于南方，对姜镶等人的反清复明运动注意不够。这反映了他们不大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响过深。永历朝廷虽然在口头上以复明自任，但情报不明，从来没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计划。在南明方面的史籍里除了看到几条姜镶的记载以外，对山、陕各地风起云涌的大范围、大规模反清运动显得非常排斥，对清廷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单薄的窘境更是一无所知。
永历朝廷在全国反清复明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只知道江西、湖广战局逆转，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何腾蛟遇难，陷于张皇失措之中。永历君臣完全不了解谭泰、何洛会在稳定江西局势后不敢深入广东而撤兵北返是为了什么，也不清楚济尔哈朗、勒克德浑出兵湖南原定目标是追剿李锦等为首的忠贞营，由于明督师阁部何腾蛟为争功而瞎指挥，糊里糊涂地被清军擒杀，济尔哈朗等趁势暂时稳定了湖南局势，顾不上原定目标就匆忙回京的原因。
两路清军的北撤很明显是清廷为了加强京畿根本之地，永历朝廷沉浸于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庆幸清军未乘胜直下广东、广西，不知道这时正是清廷最吃紧的时刻。在将近一年时间里，朱由榔、瞿式耜、吕大器等人又昏天黑地地过起太平生活，局促于两广之地勾心斗角。直到清廷消灭姜镶后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军南下，才如梦初醒，『乱』作一团。
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由此可见一斑。凭借这种朝廷要实现抗清复明的大任，无异痴人说梦。姜镶、刘迁、王永强、虞胤等人的抗清斗争一方面证明清朝在北方的统治远未稳固，另一方面又证明满洲八旗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从江西、广东反正后永历朝廷及时封爵拜官，而山西、陕西的各支义军首领大抵是遥奉明廷，自称大将军、大学士、巡抚、总兵，永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镶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后来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密使深入清统治区联络各地潜伏的义士，相形之下永历朝廷的目光短浅实在令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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