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的成本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哪怕就是把每项都详细地列出来摆在面前，还是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或者是有的人信了你的成本有这么高，却认为是做得不行，如果怎样怎样，如果是我来做，结果绝不会如此。
农业收益天生地不稳定，小农户的收益更加不稳定，一年收获一季的资金周转期又过长，几乎是被排斥在商业贷款对象之外的。地方上的地主豪强可以利用高利贷盘剥农民，是因为他们有规避风险的手段，必要时可以把贷款的农民连皮带骨头吞进自己肚子里去，国家政权怎么可能这样做？
分散的小农户，光收回贷款利息时的人力物力成本就无法忍受，更不要说年年都会有小农户无力偿还贷款，必须向其他贷款户分摊成本。青苗贷这种方式，一旦碰到灾年，就要面临大规模亏损，想减小损失对灾情就是雪上加霜。
历史上宋朝是用政权的力量来强行分摊贷款成本，比如收款使用官府公吏，不需要额外付出成本。但实际上，官方不额外承担成本，做事的公吏就会想方设法把成本转嫁到民间去，他们不会白白额外付出劳动而没有收益的。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一句话，对分散的小农户，想使用金融手段来减轻他们的负担，或者帮助他们的发展，从成本考虑，远不如免税或者直接发钱来得划算。
徐平想起自己前世政权在农村有那样严密的组织，小额贷款都推行得不顺畅。自己所在的县里曾经有个镇推广过大棚种植蔬菜，优惠措施就包括小额低息贷款，最后的结局是政府宁可从财政出钱把所有的贷款填上，而不再向农民追缴。对于基层组织来说，一次又一次地到农户家里追贷款，付出的人力物力早已经超出未还贷款的数额了，再追下去，纯粹就是赔本生意。从那之后，面向农户的小额贷款在他所在的地方再也没听说过。
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带毛的都不算了，地里没收回来的带叶子的就更加不能算了。以这种财产作抵押贷款，你向哪里收缴去？好言好语到农户家里收一次，总有人告诉你地里没有收成，现在还不上，缓一缓吧。你同意了，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这样做。不同意，一刀切地强行牵牛扒房，就成了扰乱农业的恶政。
商业社会，发贷机构想要规避风险而又不引起社会动荡，便就只有求助于贷款保险，相当于增加了贷款成本，还是要转嫁到贷款对象头上。这个年代，官府想要规避贷款风险，便就强行让几户作保，把风险转嫁到保户的头上。
李参在河阴县规避风险的方法便是让惟一的大户蒋大有作保，实际上是把贷款的风险转移到了他的身上。蒋大有又不是善男信女，怎么会吃这个哑巴亏？这种情况他不自己组织人手追捕逃亡才奇怪了，徐平都觉得他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
见自己面前的李参手足无措，显然徐平捉摸不定的态度让他更加焦虑。
想了一会，徐平对李参道：“你在河阴县里放了青苗贷，如今这里的夏粮已经收过，按说到了还贷的季节，可摸清楚了这里还贷的情况？”
李参叹口气，摇了摇头：“今年河阴大旱，地里的麦子基本没有收成，百姓能够用什么还贷？下官想的是，乘现在天时还早，再贷一笔出去，让县里的百姓有本钱补种秋粮，秋后一起收回来。所以恳请待制宽限时日，一切等秋后再说！”
“那要是秋粮再遭灾呢？你想过没有，怎么补系省钱物的窟窿？”
李参沉默了一会，沉声道：“天道有常，不会如此——如果有事，我一个人担了就是！我终究不信，这里能够旱上一年！”
听了这话，徐平不禁笑了起来：“不会旱上一年，你就不怕旱半年涝半年？你还是听我说，天灾不是*，你也不是把钱粮自己吞了，没必要像赌徒一样，输了更加要回注，到最后无法收拾。惟今之计，沉下心来，先把这你放青苗贷的地方，到底遭灾情况如何，会亏欠多少，都一一统计清楚。三司也不会不近人情，实在不行，我会帮你说话，大不了宽限你一年两年，把挪用的钱物补上就是。”
李参没有说话，这不仅仅是关于自己政治前途的问题，也是关于自己的施政措施到底合不合理的问题。按徐平所说，差不多就是承认青苗贷失败了，这他一时无法接受。自中唐以后有了青苗贷的雏形，到李参才算是发展成熟，怎么能够半途而废？
青苗法，听起来很美好，又能够帮助小农户渡过难关，又能够打击乡村大户利用高利贷兼并盘剥，官府又有收入，一举多得。但现实很残酷，小农户能够得到多少好处很难说得清，乡村大户总会想方设法把损失转嫁出去，官府要想有收入，必须是以盘剥农民为代价。这中间的差异，就在于贷款不是没有成本的。
按照商业行为算经济账，就必须要计算成本，官府认为没有成本，那成本就必然要被转嫁到民间去。这是经济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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