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内容不牵扯第三方，并不以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也因为如此，中苏在其他方面也都有着自己的行动自由。
此行之前，苏联外交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看法递交到了苏共中央，苏共中央委员们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甚至是反对意见。唯独对这两条内容根本无人触及，既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表达支持。可以认为这是底线。
越飞又问道：“何主席认为边境现行的模式可否用条约方式予以确定？”
“边境执行的模式，是一个执行层面的问题。最好能用一种安全机制而不是条约方式进行确定。世界不断变化，现在中苏边境上的民间贸易量并不大，以后可就未必。未来几十年中，或许会出现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条约没办法对这种事情进行预判。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会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武装力量的布置。那时候需要的是双方的有效合作。而不是死板的条约。”
越飞微微点头，却觉得这话没有提及要点。
何锐则继续说道：“军事装备同样日新月异，随着军事装备的发展，中国的军队布置会向后移动。但是苏联方面的军队只能布置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譬如，我们的部队距离边境500公里都不是大问题，苏联红军有可能对等后撤500公里，住到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里面么？”
听了何锐的描述，越飞的心情完全放松下来。因为在划界中让出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大片土地，苏共委员中不少人很是不满，在边界不驻军的事情上表态颇为强硬。
其中就有人提出，中国军队距离边境的距离必须比苏联红军要远很多，绝不接受对等距离。这让越飞感觉谈判会在这方面遇到问题。然而何锐的表态已经充分体现出了诚意，如果之后的讨论也能如此顺利，此次会面将满载而归。
正如越飞期待的最好结果，何锐对于中苏的战略互信十分务实。核心就是他提出的‘中苏友好两条内容’，互不限制，互补开战，和平解决矛盾分歧。
越飞此行前与列宁与斯大林、托洛茨基交流过，列宁同志的脸色虽然因为刚恢复健康而显得苍白，但是他的声音依旧有力，“中国的战略主方向在南部，我们的战略主方向在西部。何锐是一个非常懂得战略机遇期的领导者，如果在此阶段试图通过讨价还价获取优势，只会让我们浪费掉这个战略机遇期。此时以适当的善意彻底解决边境问题，就可以让我国节省出大量的战略资源。”
斯大林委员觉得让出去的太多，但是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列宁同志的看法。托洛茨基同志关注的并非领土变更，他希望越飞能够在会面中更多了解中国当下的经济政策。
这个有着一头狮子鬃毛般长发的红军缔造者严肃的提出了他的看法，“中国通过赎买完成土地国有化，却将土地分配，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这很难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我对此非常有兴趣。”
谈完了对边境问题的看法，越飞率直的转达了托洛茨基的问题。何锐本就对托洛茨基没多大兴趣，更没有认真了解过这人的事迹与思想。但这个问题还是要回答的，“我们中国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就是失业者太多，经济基础被彻底破坏了。分土地的确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小农经济无疑是落后的。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政策的原因在于，对中国现状进行分析与衡量后，以社会稳定为最优先考虑。”
托洛茨基并非是用一种看东方风景的态度考虑中国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飞继续问道：“托洛茨基同志对于这个政策当后续发展非常有兴趣，他想请教何主席在后续发展的设计与看法。”
何锐并没有丝毫隐瞒，将大概的发展思路讲给越飞。苏联方面的两位记录员的笔刷刷点点的写着，努力在会谈结束后，将最完整最准确的记录内容递交给苏共中央。
中方这边的同志心中有些惴惴。把国家发展方向如此坦率的讲给外国，总感觉有些不对劲。而且即便是何锐在文明党中有着极高的威信与领导力，也不是所有同志都完全认同何锐提出的发展方向。
何锐自己并不在意向苏联传播政策与理念。身为穿越者，若是连这样的自信与眼光都没有，未免有些失败。
会谈进行了好久，结束的时候天都晚了。招待越飞的工作自有外交部人员负责，何锐继续自己的工作，浏览着政协会议的当日议题报告。
看到关于迁都事宜，何锐不禁微笑。看得出，南方政协代表对于当下的京城颇有怨念，而且迁都的理由十分充分。地理上，当下京城太偏北，不利于各地前来京城的交通。国家安全上，当下京城距离苏联与日本太近。虽然现在的中国不用害怕外国入侵，但是每一次外国从海上进攻中国的记忆十分深刻。
作为新首都的城市有三个，南京、开封、洛阳。这三座城市都是古都，地理位置又位于各种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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