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们也仅仅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宁卫民。
如果是喜欢追星的人，或许是有可能联想到，这个名字和邓丽君的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同名。
但是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却没有人能够断定了。
当然，这些人里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即将拥有京城“首位手机号码”的人，恰恰也在这一天，再度离开了共和国的境内，飞往了日本东京。
甚至他的出行还前所未有的招摇，排场大的简直能惊讶路人，就像别人替他弄到的手机号码一样，凸显出了他非同一般的身份。
是的，正因为知道当天宁卫民要和松本庆子一起回东京。
1988年3月10日这一天大早，不但罗广亮、小陶来送他，邹国栋和沈存来送他，陈佩斯、刘晓庆这些影视圈的好友来送他，天坛公园、文物局、电影局还有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人来送他。
那些刚刚加入宁卫民阵营，从皮尔卡顿公司辞职的这些“活宝”们，除了两个人按照宁卫民的吩咐去为大家买移动电话之外，其他人也都坚持来送，全都赶到了芸园酒店来汇合。
尽管宁卫民早有明言，无需他们送行。
可这些人都是人精儿，下属的身份转变的特别丝滑。
谁能真的听话，踏实待着，错过这个表忠心，拍马屁的良机啊？
沙经理的捷足先登已经给了他们这些人深入骨髓的教训。
所以哪怕挨批挨骂，他们该做到位的也必须到位。
于是乎，最终就是整整十辆轿车连成串儿，一起护送着宁卫民和松本庆子去了首都机场。
因为高级轿车太多，奔驰、皇冠占了多数，这一路上不但路人侧目，甚至连交警都惊动了。
看着车队没有气球和喜字儿，沿途交警们或许还以为是什么重要的外宾或是领导出行。
因此即便是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也直接人工给调成了一路绿灯。
说起来，这还是宁卫民头一次在自己老家这么招摇呢。
就连他结婚的婚车车队都没这么长。
没办法，盛情难却嘛。
既然人都到了，宁卫民也不能真把人都轰回去，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好意了。
或许这就是他的事业厚积薄发，更进一步的必然吧。
毕竟他的个人财富和能力都已经远远超越这个时代的客观约束了。
只要时代的捆绑稍少松开一点，哪怕只露出小荷尖尖，也足够惊世骇俗的了。
很快到达机场，真正送别的过程倒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由于已经常来常往惯了，这次离开，又是夫妻二人单独出行，没有任何坛宫厨师和剧组人员与他们同行。
所以宁卫民和松本庆子都表现的很轻松，也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他们很自然的跟随行的人都客套了一番，挥手告别，自行到贵宾区候机。
不过当他们走向安全门后，却又看到了另一番与以往大大不同的景象。
也就是这一刻，机场的最新变化让宁卫民产生了突如其来的精神震撼感，他的心忍不住随着时代的脉搏而狂跳。
不为别的，就因为留学生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多到了使得机场托运行李的窗口前，排成了长龙。
一排排的长龙中间，堆满了行李箱、旅行。
这种场面是宁卫民记忆里他从首都机场搭乘飞机从未见过的热闹场面，很有点九十年代春运的感觉。
尤其是这些自费生有许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好不忙乱。
有的排上队了，却忘了交托运费，前后之间来回鼠窜。
有的行李超重，却没钱支付费用，求爷爷告奶奶似的讨价还价，巴望托运员手下留情。
有的办妥了托运手续，却把多余的人民币送给候在安全门外的亲朋好友。
当然，每一个要搭乘国际航班的旅客，过了“安全检查”这一关，也就等于出了国门。
虽然只与亲友相隔几米，但不能进出。
哪怕在交接人民币时，都有海关人员在旁监督。
所以相辅相成的，还有那些分别的强烈反差。
那些自费留学生们，通常带着兴奋，没有眼泪，没有离别愁绪，站在安全门内，充满自信和自豪。
以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姿态。挥手向亲友们告别的人。
而安全门外，这些人的父母妻儿以泪洗面，千嘱咐万叮咛，唯恐一别成了永诀的场面。
有一个自费生满不在乎地叫，“哭什么，回去吧，我又不是去插队落户？”
有一个不以为然地说，“早知道你们会哭，就不让你们来了。”
还有一个笑吟吟的说，“再见了，等我好消息。”
而对他们满面笑容，神采奕奕，亲人们所回应的却是一片呜咽。
此情此景，看得宁卫民莫名的产生一种焦虑感。
已经不用再怀疑什么了，真正的“出国热“到来了。
这些自费生的出现，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对于国人来说，出国已经不再是社会精英享有的特权，也不必再为了出国四处寻找海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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