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典铺酌分、房屋税契就属于商税类别。
房产税契：凡有土地就有过割，有过割就有税契。
民间房产买卖之时，酌定税契每两征收二分，也就是房产交易税，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从事典当生意的商人，获利甚多。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五等，每年分别征税十到五十两不等，额征19.5万余两。
后来正式还征收“优免丁粮银”，明代文武职官、举、监、儒、吏等类人员享有豁免一定的租赋、力役的特权。
现除生员依旧免征外，其余文武职官举监儒吏也酌收优免丁粮银，共额征44.4万余两。
魏公公执政期间，甚至免除了陕西的榷税。
天启年间，一年的辽饷收入大概就有400万两，这还仅仅是辽饷。
左光斗在河间府的屯田搞得有声有色。
左光斗管理屯田期间，积极提拔屯田人才卢观象，同时还主张把农政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标准。
除此以外，左光斗针对北方人不擅长种植水稻，而北方赋税要比南方要轻的特点，招募南方人来北方教北方人种地。
同时还开设“屯学”，这个“屯学”就是专门为屯军及其子弟设立的学校。
要想进入“屯学”学习，还需要学骑射；录取的屯生，还给予一定的土地让其耕种；屯学童生还可以直接免去县试，直接院试。
更好的是，屯田、屯学还不用国家财政支出，做到了自给自足。
“昨岁六百亩，今为四千亩，向之一望青草，今为满目黄云，鸡犬相闻，鱼蟹举纲，风景依稀，绝似江南”，这些可都是左光斗的政绩。
杨涟在常熟知县任上干得也很好，万历四十二年全国“举廉吏第一”。
重视教育，增置学田八百亩，增置义田三百亩收租，用以学校开支；捐俸筑府塘石堤四十里，人称杨公堤。
商业税主要分两大类：一、关税，包括内地关税和海关关税。
其中内地关税又分钞关税，工关税，门税及过坝税，船税。
杂项包括塌房税、酒醋税、渔课、契税、市肆门摊税。
天启六年、天启七年，九边拖欠的饷银份额分别达72.38%（约237万两）和61.29%（约201万两），钱都去哪了。
天启元年拖欠份额是36.58%，二年20.54%，三年9.76%，四年0.51%，五年8.38%。
怎么反而魏公公执政了，九边饷银拖欠的数字反而越来越高。
而到了崇祯元年，经过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努力，明朝才勉强缓解财政赤字。
所以绝对不能对历史有什么刻板的印象，认为阉党会搞钱，东林党就完全不会搞钱，完全只知道吵架，不为国家着想。
东林党里面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大臣是很为国家打算的，是办实事的。
皇帝这趟急招韦宝入京，一方面是要韦宝随行护驾，让天启皇帝朱由校上山海关玩玩去。
另一方面就是要搞定钱的问题，在皇帝和魏忠贤眼中，韦宝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四百多万两的缺口，再加上韦宝这趟裁军十万，需要补发的饷银，合计至少超过五百万两纹银。
五百万两纹银这种事情，大明天下，除了韦宝，恐怕没人能够解决。
当然，晋商也能做到，但一旦让晋商去做，这头从晋商手里弄来五百万两纹银，转头他们就能靠着从民间盘剥，靠着私下与关外做生意，充实蒙古人和建奴的物资补给，弄回来上千万两纹银，甚至更多。
那样的话，本来就危机重重的大明，更加会雪上加霜。
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这世上没有谁是傻子，皇帝清楚，魏忠贤清楚，阉党清楚，东林党大臣们也很清楚，中立派大臣，甚至普通老百姓，所有人都清楚！
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等几位阁臣围在韦宝旁边，韦宝与几个人应酬几句，主动让李成楝和骆养性帮着自己招呼一帮阁老，转而去同丁绍轼说话。
丁绍轼大人现在是东林党在内阁中的独苗了。
丁绍轼不喜欢韦宝，也不是很讨厌，主要因为韦宝属于倾向于阉党的人，却并没有做多少危害东林党的事情，反而还曾经挽救过很多东林党大臣。
“丁大人好。”韦宝主动在丁绍轼身边打招呼，“感谢丁大人来迎我，我一个后生晚辈，当初入翰林院，还得到了丁大人的提携，丁大人能算我半个座师，这让我实在担当不起。”
“韦爵爷不用客气，我们来迎爵爷，这是陛下的意思。”丁绍轼不咸不淡的道。
韦宝微微一笑，“那也要丁大人肯来啊，丁大人完全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用来的，说明我在丁大人心里还可以。”
丁绍轼也忍不住笑了笑，他是知道韦宝的口才的，韦宝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本事，可以说满朝皆知。
这时候张之极来了，打破了韦宝与丁绍轼一同走路，彼此无话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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