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者，能够把国家利益和士兵生命放在首位，审时度势，依据实际不受干扰的做出正确决策。这是基本规矩。
昭襄王关注的是“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然而，作为一国的至高无上的王，秦昭襄王更重视的是自己的权利，重视的是臣僚对自己的忠诚，对自己的绝对服从。
至于国家的利益，民众的利益，士兵的生命，那都在其次。
面对战神白起对战争前景的透彻分析，他显然知道战神是正确的，但他恼火的是你白起口口声声的秦国利益，士兵生命，“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
历史的真实究竟是否这样，想不探究。
儒教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王永远高于臣民，重于社稷。也许剧作者对此不满，所以塑造了这样一个情节。
登上社会巅峰的统治者，极少有把民众和国家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至上。
出身草莽的大明太祖诛杀功臣，想的就是为自己的儿孙稳固最高地位。
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最高地位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担心的是武将们像他一样发动兵变。
就是那个世代颂扬的李世民，他也只是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因而对“水”实行宽松政策，又何曾把民众利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
为官之道，要把掌权者的利益，尤其是最高掌权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官场的潜规则。
忠臣终究都输给了奸狡。
秦昭襄王与范雎君臣单独对话，秦昭襄王明确的说范雎是阴险奸诈的小人，但却表示自己喜欢范雎，原因是范雎能够绝对的服从他，投他所好。
这就是掌权者与奸狡小人的关系。
但忠臣就不一样了。
战神白起信奉的是自己的能力，他的地位是在出生入死的刀光剑影中拼杀出来的，他的战神名声是靠他浴血奋斗出来的。
因此，他认的死理就是国家社稷的利益，是士兵的生命鲜血，是颠扑不破的战争规律。
这样的良臣，从来都不招掌权者的喜欢，但掌权者又迫于形势需要不得不用。
一旦掌权者认为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这些良臣就会被弃之若破履。
司马迁笔下的“飞鸟尽，良弓藏，走兔死，猎狗烹”就是这个意思。
战神白起在王亲自登门也不肯出征的情况下，先是被解职，后是赐死。
战神白起靠的是百战百胜的能力，范雎靠的是巴结逢迎的嘴皮。
能力斗不过嘴皮，战神良臣败给奸狡小人。
纵观历史，这也是一条规律。
忠臣，忠于谁？
中国的传统思想把“忠”作为极为重要的道德要求全体国民，中国历史充满了对忠臣的歌颂和褒扬。
表面看，这是绝对的正能量。
但是战神白起的死明确不过的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臣子应该忠，但应该忠于谁？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还是忠于皇帝或国王一人。
儒教传统特别强调“君君臣臣”，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提倡的“忠”至始至终都是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或王的忠诚，而且这种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怕这个君是倒行逆施的昏君，暴虐无道的民贼。
所谓“孔子着春秋，乱臣贼子惧”，其实就是提倡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忠。
最典型的是“赵盾弑君”案。
一个不理朝政、沉湎欢乐，草菅人命，以杀人取乐的暴君。
他不顾百姓死活的搜刮民脂民膏来装饰他的宫殿。
在宫殿上公然以强弓硬弩射人取乐，因为煮出的熊掌不对他的胃口就杀了厨师，宠信佞臣而残害忠良。
托孤老臣赵盾勤于政事、为民做主、克己奉公，多次规劝竟遭到他的厌恶，便派武士鉏麑刺杀赵盾，鉏麑佩服赵盾忠心，触槐而死，以表自己不能杀忠臣，也不能违背君命。
刺杀不成，就想在酒宴上杀死赵盾，武士提弥明牺牲自己救下赵盾。
赵盾为了避祸逃出晋国避祸，走到半路就传来了赵穿杀死暴君的消息。
晋国臣民都为此庆幸，但史官董狐在史书上却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并公示于众。
孔子就明确的评价董狐正直，批评赵盾是“弑君”的乱臣。
这就是儒教的忠诚观。
皇帝可以无道臣民不能不忠。所谓忠，就是忠于君，而不是忠于国，不是忠于民。
战神白起处处为秦国秦人着想，忠心耿耿，毫无二心。
但他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他的忠心耿耿上。
他忠于的是大秦这个国家，他爱护的是秦国人民、士兵的生命，是国家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这正好犯了君王的大忌。
站在独裁者君王的角度，你越是对国家社稷忠心耿耿，越是对国民百姓忠心耿耿，你就越是让君王不安。
道理很简单，你今天为了国家人民能够抗命，明天就可能为了国家人民反对甚至背叛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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