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素从下面的材料里就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了。同为中国人，这时站在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上，态度实在是耐人寻味。
工部局内部的中国成员那时急切地向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传达其看法：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将会严重危害租界内华人的利益。
在此同时，大使寇尔(ArchibaldClarkKerr)爵士指示英国驻重庆使馆的一等秘书写信给常凯申，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派遣恐怖分子进人上海。
常凯申收到以后很快就口头答复道：“他将向有关人员电传，并且严格命令！”
美国代办佩克(Peck)，也打电话给外交部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如果说是更为真诚的话，其实是更为模棱两可。
外交部长声称，被害者乃是“伪''官员。这次暗杀可能是那些出于爱国动机的群众所为，或者是为了报复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他说道，日本人自己曾经鼓动谋杀政治对手。因此不排除他们杀死自己党徒，从而使工部局蒙羞的可能性。
部长要求佩克转告美国国务院：中国政府“并不赞成政治暗杀，而他也会将美国的要求转达给“有关当局”，但是，他特别要求佩克向他上级通报“问题的复杂性”。
后来在3月1日星期三的事件中，各方可以部分地理解那种“复杂性”，或者至少能理解：“试图控制那些由上海有钱阶级，以及遁世享乐主义所激起的民粹分子是极其困难的。”
那天，自称为“血魂除奸团”的一个组织，同时在四个中国舞场外投掷炸弹：东方饭店、仙乐舞宫、先施乐园、大东舞厅。幸运的是，只有一人受伤，但是“恐怖分子”留下了“警告舞友”的传单：
“舞友们：你们有人跳狐步，有人跳华尔兹，却为何不上前线去杀敌？你们有人狂饮白兰地、威士忌，却为何不给军队捐点钱，以便购买更多军火去杀敌。”
“舞友们：当你们身上散发出被奴役者的腐气时，为何还把金钱花在化妆品上？清除这种腐气的唯一办法，就是将你们的热血献给整个民族。你们在过年时寻欢作乐，那么我们在今宵的薄礼炸弹，将为你们增添欢娱。”
最后一句是：“舞友们：假如你们喜欢这礼物，我们舞厅见!”
为此，工部局警务处加强了巡逻和搜捕。尤其是在伪政权辖区内，白利南路一道篱笆旁发现了三个被砍下的脑袋，以及浦东伪税务局局长朱澄庭险遭暗杀之后，更是如此。
然而，这些措施未能阻止由国民党上海分部，于1939年3月23日组织的“上海人民动员会“。
以“在沪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在不违反政府法令和规章的前提下，进行军事、政治和一切抗日救亡工作”的该协会，在宣言中声称：
“我们宣誓，从此将与敌寇不共戴天，展示吾族各阶级力量。不仅在郊区迫使顽敌龟缩，还吾国土！还要在租界内显示炎黄子孙英勇不屈的精神……我们之中的有些人可以从事侦察和秘密工作，有些人则可采取暗杀汉奸的行动。”
与此同时，工部局为了回应日本的要求。发了一份由总董樊克令签署的抚慰性照会。日期为1939年2月25日的这份照会，包括四点：一，工部局警务处将遵循1938年7月发布的紧急法，继续对反日恐怖活动严加防范。
二，工部局欢迎日本警察机关与之合作对付恐怖活动（事实上，这意味着继续允许日本便衣警察与工部局警方一起活动）。
三，岀人租界的华人将继续受到更为严格的搜査（当然，在此情况下，是由日本便衣警察检査的）。
四，工部局警务处中的日籍空缺，将尽快地由合适人选填补。
东京海军部首席发言人、海军少将金泽说道，任命一位日本人担任工部局的警务处处长，是解决上海恐怖活动的“最佳方法”。
与此同时，日本领事馆正在准备一份答复樊克令2月25日照会的正式文书。总领事三浦感谢工部局警务处的戒备状态，宣称，日本将这份照会视作是工部局赞成未来的合作，并宣布，日本警察机关的意图是今后的“亲善”做准备。
他们确实进行了合作。1939年3月，恐怖活动明显减少，这得归功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警方采取的非常措施。他们检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
在4月的最初10天中，只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恐怖事件。当时，日本总领事三浦在镇压中文岀版物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得到了工部局警务处的帮助。然而，这种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4月11日，伪警察局秘书主任席时泰，在离开位于公共租界内劳合路的家时，于上午9时15分被暗杀。
席时泰，被剌时49岁，曾在日本学医，此后回到上海，成为工部局的注册医生，开设时泰诊所。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之后，席医生便成为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以及日本军事出版课的特别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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