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四年，京师再次旱灾，朝廷府库困窘，太皇太后高滔滔不得不宣布，今年罢春宴。
就此，文彦博黯然下台。
吕大防和范纯仁就趁此机会将郑侠掉了江南西路。反正那里地处南方，又是王安石的老家，这个灾星还是去祸害他仇人的老家去吧。
郑侠走后，京畿地区立刻开始下起了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天旱灾对粮食收成的影响。不过，这一年夏秋季节，老天爷霖雨不断，黄河流域河流的水势普遍大涨，也幸好吕大防和范纯仁这些人应对得体，这才没有让黄河发生更大的灾害。
其实，保守派应该分为四个党派，以吕公着和吕大防这两个人为首的，他们并不完全属于朔党，就是文彦博也不完全属于朔党。继承司马光衣钵的人是刘挚。
吕公着、文彦博、吕大防更多代表的是自己的家族，而吕大防则更多代表的是关学，虽然他自己不是关学宗师张载的徒弟，可他的三个兄弟都是张载的弟子。
保守派三党，洛党这些人的政治理念，与王安石多有异同。只要主张用理想中的王道来改变现实，而这个所谓的‘王道’典范就是华夏历史上远古尧舜禹的时代。
从这一点来说，王安石对比洛党更务实一些，洛党诸如恢复井田之类的举措太过于想当然了。
而洛党与王安石一系的人当然有所不同，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王安石更注重法，而洛党则更注重人。
至于那些在后世被归于蜀党的大臣，其实都应该归于中间派更恰当。
苏轼这个大嘴巴，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不断上书，喷那些颁布的新法，不过，他和那些保守派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苏大胡子说得在理，言之有物，可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对于反对变法的人有些过于太武断了，直接一刀切。特别是王安石，无怪乎别人都称呼他为拗相公，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在他看来，一切发对变法的人都是自己的政敌。不过，当吕惠卿、邓馆和李定一手炮制的乌台诗案，想要籍此彻底整倒苏轼的时候，还是王安石站出来替他说公道话，而替苏轼求情的人，除了愿意以身替兄长定罪的苏辙以外，大多数却都是变法派的大臣，比如苏轼原本的好友章惇。
而苏辙这个人更为复杂，他原本也同苏轼一样，并不是完全反对变法，还向王安石提出了不少非常中肯的意见，比如，‘青苗法’，苏辙就用唐朝着名的经济专家、丞相刘晏，就从来不把钱借贷给百姓，他只要是利用古法常平法调控国家的粮食价格，来达到让农民增收减负的目的。
其实，苏辙的这个主张完全是正确的。
常平法最早出现在战国初期法家真正的创始人魏国李悝，史记中记载的尽地力之教就有这样的记述。
谷贱伤农，如果王安石将常平法操作的好的话，那么根本就无需颁发什么青苗法和市易法，只要牢牢的把控制粮食的价格，王安石变法既可以坚决的执行下去，又可以避免树敌太多。
北方的世家大族和武将世家大多数既是超级大地主，又是大粮商。他们自然比较依赖粮食交易的收入，可是，王安石如果真得大力而严格地推行常平法的话，这些势力在粮食交易中的损失，完全可以用其他商品的交易中来弥补。而王安石最后还是一意孤行地，强力推行了青苗法和市易法，这就把那些完全可以拉拢到自己一方的势力也完全得罪了。
在遇上宋神宗这么一个意志不坚定的皇帝，新法的败亡自然已经注定。
最后，还是因为‘青苗法’，苏辙最终还是被王安石贬出了汴梁城。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原因，才让苏辙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历史上，苏辙在元丰八年八月奉诏回京，就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对于司马光反对而要废除新法的态度，也进言劝谏了一番，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是一类人，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废除新法这件事，不单单是苏氏兄弟劝过他，就连范纯仁都劝过他。
不过，后来，苏辙做下了一件错事。司马光主张将宋神宗时期夺取的几个边境上的磐堡归还给西夏国，用来换取和平。可是，当时，发对的人很多，而司马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太差，所以，暂时搁置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元佑二年的时候，西夏国派人来恭贺赵煦继位的同时，突然索取这几个磐堡，而苏辙居然也建议答应西夏所请，这个时候，文彦博和吕公着也自然是顺水推舟，答应了西夏国的这个请求。于是，卖过求荣的帽子就戴在了苏辙的头上。
要知道，苏辙那个时候，既不是丞相，也不是枢密使，他仅仅只是个中书舍人而已。他在朝堂上，也就能够提提意见而已，如果，太皇太后高滔滔、文彦博和吕公着都不答应的话，他这个小小的中书舍人的话，又如何能够作数呢？可是，后人在替司马光辩解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黑锅扔到苏辙的头上，他也的确是主动背的这个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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