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贯满腹经纶，却只能在异国一名普通将军府中干着仆人的活，除了抱怨时运不济也无可奈何。今天，一个亲王居然亲自上门拜访他，这让童贯那冰封的野心不禁蠢蠢欲动起来。
见面寒暄后，几个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当天晚上，巴哈纳在府中大厅设宴招待多尔衮、范文程、童贯。这是童贯在异国第一次被奉为座上宾。
交往了几次后，睿亲王多尔衮干脆邀请童贯到自己的亲王府，担任自己的谋士。童贯欣然同意。在睿亲王府上，童贯不但住上了大房子，还有两个仆人供他使唤，比起简陋的将军府生活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时间久了，童贯也就完全明白多尔衮、范文程特意招揽自己的意图。
俗话说，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皇太极登上皇位没多久，就发现了这个新兴王朝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弊端，首当其冲便是民族问题，主要是大金国境女真族和汉族的矛盾问题。
皇太极执政后，开始对努尔哈赤后期弊政，探索改革之道。
在努尔哈赤时期，新兴的大金国通过系列战争，吞并了大夏国辽地大部分地区，大量的汉族人被编入八旗之内为奴。
这些汉族人没有人身自由、财产支配、娶妻生子等权利，终其一生只能像一头牲口一样干活。
在这种情况下，汉族人不是逃亡、暴动就是消极怠工，造成大金国内社会动乱、生产调敝。
也就是说，大金国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皇太极在即位不久后就发布了《分屯别居令》。
这条法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第一，宣布汉族人和女真族人一样，都是大金国民；
第二，宣布“有擅取庄民（这里的庄民主要指汉族人）牛、羊、鸡、豚者，罪之”，给予汉族人财产权；
第三，宣布在量刑定罪之时，所有民族的人都一视同仁，取消了女真贵族的司法特权；
第四，宣布“凡是新归附之人，即我民人，皆宜恩养，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抵罪”，废黜了以前抢到汉族人即为奴隶的政策，大力鼓励大夏国的流民迁居到大金国；
第五，宣布《分屯别居令》颁布之前，所有大夏的官员、人民，不管你犯了哪国的法令，不管你之前是不是在大金境内暴动，是不是暗通大夏，只要你愿意重新归降大金，一律既往不咎。
同时，针对努尔哈赤时期每个女真贵族手中已经拥有大量奴隶的既成事实，皇太极规定每个女真贵族役使的汉族人不得超过八人。
这个规定使近一半的原先为奴的汉族人从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了自由的民户，有利于大量荒废土地的复耕。
后来皇太极又颁布了《离主条例》，再次打击了八旗贵族势力，进一步提升了奴仆的地位，让一些人转为自由民。
皇太极令出必行，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女真贵族原有蓄奴陋习，即使是对自己的亲戚也毫不手软，保障了改革措施的推行。
《分屯别居令》《离主条例》等措施，从短期来看，损害了统治阶层女真贵族的既得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废奴制化解了暗潮汹涌的民族矛盾，为新兴帝国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个天空下，大夏崇祯皇帝朱由检死守着太祖遗制，小心翼翼地庇护着“皇族宗室俸禄负担”这个长得越来越大的毒瘤，不遗余力地维护大地主的既得利益。
而皇太极这位卓越的政治家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努尔哈赤留下来的种种弊端，而改革的第一刀正是往既得利益者贵族阶层头上砍去。
任何改革如果不触及既得利益集团，那就谈不上改革。当然，改革的阻力也很大。
皇太极不但在内政上对以前的弊端进行改革，还在应对粮食危机上，采取了和努尔哈赤截然相反的做法。
天聪元年五月起，大金国因天灾而粮食失收，加上奸商囤积居奇，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大金国内的物价就像飞机起飞一样飙升。粮价肉价飞涨得离谱，一斗米卖八两白银，一头牛卖百两白银。
市场上虽然有物资可卖，但穷人的财富已经被榨干，造成盗贼蜂起，到处偷窃牛马，人相惨杀。
众贝勒向皇太极进言，建议从严惩处盗贼，以止乱象，用兵力剿匪。说白了，就是按照努尔哈赤的做法，继续杀无粮之人。
皇太极却说道：“今岁国中粮食失收，民将饿死，是以行盗也。被缉获者，鞭而释之。未被拿获者，免之可也。而粮食失收，咎在我等。”
我们来看看皇太极是如何面对这次危机的。第一，出现问题，皇太极不怪罪于大臣，不迁怒于百姓，主动承认是自己的过失，“咎在我等”。这是个主动担责的老板。
第二，面对灾情，立即启用国库银两赈灾。
第三，要求各地对因饥饿而行盗的，量刑从宽。同时还下令，不稽察盗贼者、守城门检查不详者，与盗贼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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