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审查涉案企业准入刑事合规考察的两种路径
如前所述，刑事合规准入的审查包括依检察机关的职权审查和依企业申请两种路径，分别具有了检察机关“履行职权”和涉案企业“行使权利”的双重属性。由此，一方面，在未来设立相关制度时，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保护、客观中立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在依职权审查方面，检察机关对于权力的行使也应平衡必要的力度和应有的限度。譬如，参照《北京市检察机关涉案企业合规必要性审查指引（试行）》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依职权审查时，仅在必要时，可以征询相关单位、人员的意见”。对于该条规定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建议将其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依职权审查时，通常情况下，可以征询涉案企业、个人的意见”。这样的修改凸显了开展企业合规建设并非企业的“义务”，只有企业承诺并愿意开展合规建设，才能启动企业合规程序的意义。检察机关有权力审查并决定是否启动刑事合规，但前提是要尊重涉案企业的意愿，而不是强制推行和实施。实践中，侦查阶段的公安、监察等办案机关，甚至在法院审判阶段，如果认为涉案企业符合刑事合规考察条件的，是否就有权力或资格提出企业刑事合规考察的建议呢？我们认为，这些办案机关只是一种建议权，真正提交书面申请进入刑事合规考察的，必须是涉案企业自身的行为。
本文认为，未来相关立法设置的刑事合规考察准入程序方面，至少应该有以下的内容:首先，应明确企业合规建设审查的两种方式：一是依申请审查。规定涉案企业、人员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其他相关单位、人员有权申请适用企业合规程序；二是依职权审查。其次，明确审查的方式可以是书面审查和听证审查两种。再者，明确要求涉案企业提出申请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充分说明理由和依据，并提交企业经营状况、社会贡献度、纳税就业、技术创新、社会综合评价、企业发展前景等相关情况的证明材料。最后，确定审查的期限，审查标准、审查结果等基本程序要素，并赋予当事人申请同级复议的权利。
四、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准入条件的基本要素
审查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准入，可根据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前提基础，从客观标准、主观标准以及企业标准三个方面作进一步审查，而申请权的适格主体是审查合规考察准入的重点和关键。
（一）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考察准入的申请主体
申请准入刑事合规考察是所有涉案企业的平等权利，但也并非所有的企业就一定可以进入刑事合规考察的阶段，而是检察机关根据“准入条件”进行对照，综合评估之后作出决定。在深入讨论适格主体之前，本文澄清两点：一是本文不以央企、国企、外资企业、民营内资企业等作为划分企业类型的标准，而是根据企业的规模、结构将企业划分为大中小微四个级别。二是享有申请权的是涉案企业，不是涉罪企业。前者包含企业犯罪或者员工（责任人）犯罪，后者通常是指企业（单位）自身的犯罪。多数学者认为，刑事合规考察的对象应限定为涉罪的企业，不适用于涉罪的企业成员。主要理由是，企业合规制度引入刑事法的初衷和动力是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并将合规作为企业出罪或减轻处罚的抗辩事由。但是，本文强调，申请刑事合规考察准入的申请者应该是涉案企业，即包含企业犯罪或者责任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3条后半段的规定，实际上已经间接肯定了企业合规可以适用于“公司、企业实际控制人、经营管理人员、关键技术人员等实施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犯罪案件。”第二，在2022年8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其中包括全国首例证券犯罪涉案企业合规案，该案的显着特点，就是属于典型的自然人犯罪，故，有法可依，有例可循。
值得追问的是，自然人犯罪为什么能通过企业刑事合规整改，获得实体法上的从宽从轻处理？这也是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问题的质疑所在。笔者对此有两点理解:其一，对于企业刑事合规的正当性根据来说，其本质上是强调企业自己管理自己，即实现企业刑事风险治理由事后惩治到事前预防的转向，因而契合了刑罚的积极预防目的。其二，对于个人犯罪来说，由于在实践中，个人刑事责任与单位刑事责任往往呈现重叠的状态。并且，单位中特定主体，如中小微企业的企业家与企业捆绑在一起，企业家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决定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在本案中，被告人王某某长期负责所在公司战略规划、投融资等工作，担任重要职务，参与重组事项，如其被羁押则导致企业重大损失。此外，经由本次合规整改，暴露出王某某所在公司存在的一系列治理结构、经营决策等问题。此时，若以自然人犯罪为契机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整改，必然会实现推动企业预防犯罪、治理现代化的效果。显然，赋予涉案企业申请准入刑事合规考察的权利对企业有益而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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