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刑事一体化思想与企业合规制度的正当性论纲
自从法人（单位）犯罪立法化以来，对其惩治一直是困扰各国司法实践的难题。一方面，“起诉一个企业，等于宣判其死刑”，刑事追责所引发的溢出效应是企业难以承受的。起诉和惩罚企业不仅可能导致企业的许可证被吊销、商业伙伴丧失、商业信誉贬损、股票价格暴跌、生产经营停顿、甚至破产倒闭等附随后果，也会严重损害企业的投资者、公司职员、关联客户等第三方人员的合法利益，还会引发国家税收减少、相关行业发展受损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对企业犯罪作“无视化”或“自然人犯罪化”的鸵鸟式处理，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和不良商业文化盛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适用平等原则，造成刑罚的规范目的落空。面对企业犯罪的治理困境，美国司法机关首创企业合规制度，并在实践中极力推行。受美国法影响，建立企业合规制度，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预防和治理企业犯罪的常态模式。
（一）企业合规制度的正当化根据的现有解释观点
目前，我国的企业合规制度构建，主要由检察机关主导，旨在建立具有犯罪预防功能的现代合规管理体系机制，营造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文化，以及实现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我防范、自我监控、自我整改。这一制度的基本运行模式是：针对已经涉案的企业，由检察机关综合考察其合规情况，进而决定是否对其不批捕、不起诉，或者在起诉时提出减免刑罚的量刑建议，以轻缓手段惩治企业犯罪。
这种对涉案企业“特别从宽处理”的法理根据何在，是一个颇有哲理思辨的问题。“‘刑事合规性’ 不仅是一个 ‘噱头’，而且具有理性的内核……‘刑事合规性’并不是刑法的替代物，而是跨学科认知和系统化推动的预防工作的一种新形式。”这里的“理性的内核”，其实指的就是理念基础或者法理根据。对此问题，主流学界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询。李本灿教授认为，刑事合规的正当性在于：从公司刑事责任构造的角度讲，公司合规充当了出罪机制和责任平衡机制；从刑罚论的角度讲，公司合规是影响责任刑或预防刑的因素；从风险社会的大背景出发，刑事合规是降低企业风险的有效机制；从规制理论的角度讲，刑事合规制度是通过刑罚激励的方式对合作规制理论的积极回应。不过，这种综合论虽然看起来非常全面，但并未回答企业合规制度的正当性问题，而是将结果当作原因，即认为之所以对企业予以出罪或减免责任，是因为其建立了有效的合规制度。而真正需要拷问和回应的却是，何以企业案发后建立了有效的合规制度，就可以减免责任或出罪？
孙国祥教授认为，刑事合规的理念基础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风险刑法催生的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二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合作模式；三是法人 (企业) 刑事责任范围的调整。但是，前两点，即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和治理犯罪的合作模式，不仅适用于法人犯罪，而且也完全适用于自然人犯罪，因而难以作为企业合规这一单位犯罪独有的责任认定和量定的根据。至于第三点，即认为因为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立法的倾向是趋重化，因而需要刑事合规予以调和，使法人刑事责任轻缓化，也难以成立。因为我国刑法仅对犯罪单位处以罚金，其严厉程度甚至都不及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难谓过于严厉化。并且，上述三方面实际阐述的是刑事合规制度的生成原因，而非其生成根据。孙国祥教授又认为，刑事合规的法理根据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他指出，“理性的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目标是，司法既不能对单位犯罪无原则和无章法地退让，一味从宽，乃至虚置立法；也不能一味从严，不能一棍子打死，应该给涉案的单位留有重生的机会。刑事合规契合了这一政策目标。企业合规改革并非对单位犯罪单向度的从宽，同样应当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角度来探询企业合规制度建构的法理根据，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然尤需探讨的是，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总体要求“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对严重犯罪依法从严打击，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中的从宽情节和轻微犯罪中的从严情节也要依法分别予以宽严体现”，是针对所有的犯罪治理的，具有宏观性、整体性、全局性，因而难以为企业合规这一仅适用于部分单位犯罪的制度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法理根据。特别是，有效的企业合规计划，其后果是单向度的从宽、且往往是突破法规范限度的从宽，与宽严相济双向度的处理要求，并不完全重合。
李勇博士认为，企业合规制度的基本法律根据是认罪认罚从宽，法理根据是预防必要性降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构建中国式刑事合规的绝佳契机和重要突破口。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都属合作型司法模式，均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得以从宽，均是诉讼经济的产物，二者在理论基础上具有同源性。”合规从轻与认罪认罚从宽的正当性根据高度契合，都是因预防必要性降低而减少预防刑，“因为建立并有效实施了‘合规计划’的企业，其预防的必要性降低，从而影响预防刑，进而减轻甚至免除刑罚处罚；同时，通过刑事责任的减轻、免除，给予企业合规以压力和动力，从制度合规逐步形成合规文化，进一步实现积极的一般预防。”这一观点存在以下疑问：认罪认罚从宽和企业合规制度一样，均属于建构的制度范畴，何以一种制度可以成为另一种制度的法律根据？事实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初仅是针对自然人犯罪，其中的“认罪认罚”是原因，“从宽”是后果；而企业合规制度，则相当于“企业的认罪认罚从宽”，其中的“合规”就是认罪认罚，“从宽”则是处理结果。由此看来，二者应是并行的制度，难说其中一种是另一种的法律根据。当然，以预防必要性降低作为法理根据，还是触及到企业合规正当性的命门，只是理论底蕴仍有不足，特别是没有说明预防必要性降低何以可以成为免罪免罚等从宽处遇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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