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不断自我扬弃发展。自刑事一体化成熟定型之后，储槐植教授又持续进行相关研究，不断丰富其内涵。2009年他提出了“刑法契约化”的概念，认为刑法契约化是现代刑法的本性，其核心内涵是罪刑法定原则契约化。罪刑法定原则与其载体刑法的运作相同，具有双重功能价值：惩罚犯罪，保障自由。在国家处置罪刑关系上，依据契约精神，国民可以接受的是：罪刑相当、重罪轻罚、有罪不罚；国民不能接受的是：处罚无辜，重罚轻罪。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突破的底线以及法官行驶自由裁量权的边界。
从上述简单的勾勒来看，作为政策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创新性洞见。一是犯罪化。刑事一体化思想没有简单盲从域外学者关于非犯罪化的主张，而是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犯罪化的主张。“严密刑事法网”，就是要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尽可能规定为犯罪，以明确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向公众传递是非对错的规则，增进刑法规范的公众认同。“扩大犯罪圈的做法，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需要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以驯化民众的守法意识，再一次以刑事立法的方式告诫民众行为的道德底线，以提升民众的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犯罪是社会失序、规范失效的结果，社会管理疏漏、社会规则缺位，则是犯罪发生的导火线。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可以向公众最强烈地宣告对其行为非价的评价，从而使公众知有方圆、行有规矩。二是轻刑化。与犯罪化对应的，不是重刑化，而是要轻刑化。轻刑化是针对我国刑罚结构总体偏重而言的，其实质是要求刑与罪相当，即刑罚配置轻重得当。“刑罚轻重得当与否，其标准是受刑人的感受，即是否有‘罪有应得’的感受。”重刑威慑，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寒蝉效应，却难获犯罪治理的长效之果。犯罪的生成原因多元，因而对其抗制就不能仅倚靠刑罚，更不能仅倚靠极刑或重刑。盲信重刑极易造成刑罚攀比，导致整个国家的刑罚结构失衡，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面。三是非监禁刑。刑罚的种类应当多元，刑罚的适用和执行亦应多元。即使对于自由刑这一“核心刑罚”而言，除监禁、实刑等方式外，亦应有缓刑、减刑、假释等方式适用的余地。并且，在观念上应当认为，这些适用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非监禁的“刑罚”。刑事制裁应当多样化，“犯罪和犯罪人情况复杂，作为犯罪对策的刑罚方法理所当然地应与之对应。”四是非刑罚化。刑罚是犯罪的主要惩罚措施，但不应是唯一惩罚措施。除刑罚外，还可以适用经济性处罚措施（赔偿损失）、教育性处罚措施（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行政性处罚措施（行政处罚、行政处分）。非刑罚化，意味着作为缔约强势一方的国家放弃刑罚权、减免刑罚量，均有其相对合理性。
（二）刑事一体化思想的方法论意涵
作为方法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主要聚焦于刑法学科的整体思考与学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的具体应用等三个方面，是对刑法学科系统的、整体的、动态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思考。
最初，储槐植教授仅局限于在政策领域阐述刑事一体化思想，后来他发现它还有方法论意义。为此，他将其分为两大纬度，即作为刑法运作观念的刑事一体化和作为研究方法的刑事一体化。刑事一体化作为观念, 旨在建构一种结构合理和机制顺畅的实践刑法形态。这在本质上与刑事政策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它要求良性的刑事政策与之相配，同时在内涵上也兼容并蓄，毕竟刑事政策的基本载体是刑法结构和刑法机制。刑事一体化作为刑法学研究方法，则特别强调“化”（深度融合）,即刑法学研究应当与有关刑事学科知识相结合, 疏通学科隔阂, 彼此促进。同时，刑法学应当在关系中发展，此处“关系”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内部关系，主要指罪刑关系, 以及刑法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外部关系，主要是指前后关系（刑法之前的犯罪状况和刑法之后的刑罚执行情况的关系）和上下关系（刑法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体制、法文化、精神文明等和刑法之下的经济体制、生产力水平、物质文明等的关系）。
学界通常将作为方法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归纳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本文认为，这一概括没有充分理解该思想的深刻内涵，淡化了其对刑事法治建构的方法论价值。毫无疑问，作为方法论的刑事一体化，当然要整合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监狱学、刑事政策学、法医学等学科在治理犯罪方面的优势，但绝非简单地将各个学科聚合，而是强调各个学科和方法之间的融合贯通，整体发力。本文看来，作为方法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动态性。犯罪治理不应仅是静态的实体刑法的条文拟定，而应包括动态的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程序刑法、执行刑法的体系化运用。因此，不应静止孤立地局限在实体刑法之内设定罪刑规范，而应发展地、整体地跳出实体刑法之外设定罪刑规范。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言，刑法不会自我推动向前迈进，它总是受犯罪态势和行刑效果两头的制约和影响，即刑法之外事物推动着发展。这是刑法的发展规律。犯罪决定刑法，刑法决定刑罚执行，行刑效果又返回影响犯罪升降。刑法要接受前后两头信息，不问两头（只问一头）的刑事立法不可能是最优刑法，其研究不可能卓有成效。另一方面，是开放性。刑事一体化思想本身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理论，绝不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是紧密贴近现实生活的发展，拥抱一切有利于犯罪治理、有利于社会正义实现的主张，反对一切人为专业设栅、学科设槛、制度设禁。例如，关于刑法应否规定单位犯罪，“在刑法之中就刑法论刑法，否定说更理直气壮；然而社会实践（世界范围）表明肯定说似乎更受青睐，缘由在于两种观点的价值取向不同。”这种价值取向不同的背后，则是对不同学科理论的态度差异。长期以来，规范刑法学过于强调专业槽的设定，仅以纸面法条作为研究对象，强调语词的诠释和逻辑推论，忽视刑法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然存在样态。刑法一体化思想则充分吸收了社科法学优势，提出多方位立体思维的研究方法，即不仅要在刑法之中研究刑法，更要在刑法之外和刑法之上研究刑法；不仅要关注静态的文本刑法、刑法基本理念，更要关注实践刑法、刑法适用方法。这种开放性立场，决定了作为方法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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