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但如此，商朝墓葬，尤其是商纣王的墓葬，对于论战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众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大价值所在。
为什么商纣王的墓，对论战有特殊意义？
是因为变法也好，守旧也罢，争论的核心命题就是：王霸、义利、古今。
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朱熹代表的理学与陈亮代表的事功之学，在数百年前的那场“王霸义利”之争，到底争论的是什么？
事实上朱熹与陈亮所争的“王霸”，归根结底是历史观的问题，只不过将历史观上升到了政治哲学的高度。
朱熹认为上古时期及至夏商周三代，统治者为圣王，圣王之间以道心相传，心术纯正，所以社会天理流行，是“王道政治”。
而三代之后，由于道心的失传，所以汉唐的帝王没有道心，只知道利益和人欲，他们所做的仁义之举，只是恰好与上古圣王的道心一致的偶然之举，因为没有道心，所以汉唐是“霸道政治”。
其中夏、商、周三代之治作为王道政治，对朱子来说是一种基于孔子的哲学设定、政治理想，或者说，道统。
这种道统，实际上折射了理学想构建的理想政治社会，也就是圣人当政、贤者被用，如此一来则道与势统一起来，在三代以后的儒者心目中，三代之治最有诱惑之处就在于此。
朱陈的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在于，朱熹与陈亮两人对三代之治历史评价的不同，以及从中体现的对“道统”的解释的不同。
而陈亮则认为需要“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还说明即便是三代的帝王，也不完全是以王道治天下，中间也有霸道，王道需要霸道为自己开辟道路，便是所谓的“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
两人在三代之治历史观，也就是“王霸”问题的争论上，基于此，又引出了更深层次的“义利”之辨。
也就是说，怎么区分“王道”与“霸道”？
朱熹区分王霸的标准，就在于讲仁义还是倡功利，仁义为王道，功利为霸道，他认为三代统治行仁义不计功利，而汉唐统治一切都基于利欲。
而陈亮认为仁义和功利是相辅相成的，利也是义，义要通过利来体现，陈亮指出即便是在三代之治的时期，同样也是追求功利的，便是所谓“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那么关于这个论战最核心的问题看到这里，聪明人一定会问了，朱熹凭啥这么确信，三代之治就是好的？他又不是姜星火这种穿越者，他也没亲眼看过夏商周三代是什么样。
答桉是，孔子说的。
孔子在《礼记》中明确表达了因循和弘扬三代治国之道的志向，便是所谓“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等。
孟子更是言必称三代，朱熹以孔孟正统自居，其他孔孟没解释的东西他可以缝合、自己解释，但这种反复提及、说的清楚的东西，却是万万不能自己解释的，这是他的学术根基乃至立身之本所在，自然要坚持这一观点。
所以明白了吗？
三代之治—王霸之争—义利之辩。
归根结底，都在夏商周这“三代”上。
而姚广孝误打误撞，本来是给姜星火挖坟，没想到把商朝这个上继夏、下启周的中间朝代的最后一位帝王的坟给挖出来了，而且还伴随着大量甲骨文的出土。
这相当于，可以直接通过甲骨文这个反应当时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记录媒介，来肯定/否定三代之治。
而甲骨文的解释权，在姜星火的手里。
换言之，姜星火现在拿到了“王霸义利之辩”最关键的证物！
还是天上地下独一份的那种！
这是足以一击制胜的撒手锏！
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了，只有在座的这些已经被牢牢绑定在了变法派战车上的高层刚刚知晓。
这就意味着，姜星火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把这个决定性的撒手锏留在最重要的决战上面！
变法，本质上就是要用霸道的手段，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国家的现状，强国富民！
强国富民，必须要扭转如今“义绝对大于利”的理学思维观念，至少要做到像陈亮主张的那种“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状态，否则不图利益，如何开展贸易？还要建设老朱自给自足的大农村社会吗？
“也就是说，我们能用事实证明，即便是孔孟那样的圣人，关于三代之治的判断是错的？”
朱高煦终于后知后觉了起来，虽然他很努力地在学习提升，但基础太差，对于这些事情的反应速度，自然不能跟这些一辈子玩脑筋的人相比。
“是的。”
姜星火重重颔首，说道：“王霸义利可以此作为解法，而古今之辩，更是平添了一份胜算，如果能把商代那些骇人听闻的贵族习俗揭示出来，而非把黑锅都扣到纣王一个人头上，那么想来到底是‘古’好还是‘今’好，自然有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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