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观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274]
治军思想
曹操割发代首
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他“揽申、商之法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 [231] ，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 [274] 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唯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 [50]
为保证法规的实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274]
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274]
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他们后皆战功卓着，成为名将。 [51] 还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275] 对有过失的“贤”才，曹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274]
谋略思想
曹操认为：“欲攻敌，必先谋。”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明《孙子集注》中的曹操注
曹操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其军事思想中求实、尚变的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孟德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核心，其行军用师，被誉为“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固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彼知己，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孙、刘集团作战，或东攻西守，或东守西攻，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中国军事史上，他以“诡诈”着称。 [274]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陈寿认为他能够成就伟业，“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有深远影响。但有时他强调刑罚过度，并且也有袒护失察之处，这是其思想的局限性。 [274]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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