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连串的无耻行径立即引起群愤。
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发行专刊，介绍“两案”经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受难的海外同胞。
许多地区自发举行反日援侨大会。
7月3日上海滩商界举行反日大会。
7月22日，金陵商界举行反日大会。
7月23日，上海滩举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
7月30日，北平举行反日大会。
对此，叶洛一马当先，让人从天津港数次派轮船陆续接运受难华侨回国。
许多地区还成立外交协会等组织，从事反日宣传，呼吁人民抵制日货，敦促国民政府对日进行强硬外交。
全国逐步形成反日高潮。
对某些商人们而言，这是大好事。
他们就喜欢日货被抵制，这样他们的国货就能以爱国之名占领市场。
因此商人群体成了此次反日的主要力量，但是否真因为同胞的悲惨遭遇而做这些事，就不得而知了。
张汉卿和校长可不觉得这是好事。
他们生怕排日活动激怒日本，免得关东军真的武力入侵。
校长给张汉卿发去了电报：“全国的排日活动，恐被地下组织利用...故官民需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他又表《告国民书》：“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而已。”
之后校长严厉取缔了金陵等地的排日活动，妄图以此缓和与日寇的关系。
这让带头冲锋的虞洽卿等人着实吃了一次暗亏。
张汉卿的做法虽然更温和，但他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就是不能激怒日寇。
两人其实都不是傻子，日寇今年在北方连番挑衅，此前还有叶洛的告诫，显然他们是真有了入侵的念头，但张汉卿两人还在搞国内问题，实在没有心力对抗。
因此只能忍让，忍让，再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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