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没过多久，弹劾程颐的折子便多了起来，苏家兄弟都没有掺和进这档子事，因为朝中已经够热闹了，程颐的门生故旧虽然努力地为他辩护，但也抵不住朝臣们的轮番攻击。
程颐早年以隐士闻名，后又在洛阳讲书近二十年，门生满天下，又得司马光看重，布衣受诏，任崇政殿说书，教年少的哲宗皇帝读书。没有根基，突然被提上高位，自然遭人眼红，而程颐又是典型的儒家学者，以“帝王之师”为本色，言辞行动皆古板生硬，还爱说教，用后世的话来描述，类似于夹带私货的公知，还是一脸悲天悯人的那种。
有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十岁的小皇帝赵煦一天在学习之余折了根柳条，程老夫子便上纲上线的批评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
好一个万物平等的观念，估计至少领先了数千年，毕竟直到二十一世纪，还是可以折自家柳条的，比起“不可以吃兔兔”，程夫子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不过小皇帝的反应是当场扔下柳条，闷闷不乐，十岁的官家也还是个孩子。
这事连司马光都看不过去，认为君主不爱儒士，都是程颐这样的酸腐之人造成的。
所以在这一轮攻击中，为程颐辩护的洛党很快败下阵来，毕竟小皇帝都不愿意上他的课了，也实在是没法再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
程颐主动上书请辞，依旧回洛阳讲学去。
历史在这里终于开始转弯了。
司马光去后，刘挚成为了朔党的领袖，此人手段极高，史上趁苏轼和程颐引发两党纷争后，先果断助蜀党拿下了程颐，后来又在洛党人攻击苏轼时，拉拢洛党，将苏轼排挤出朝，使其不得拜相。
看着热闹，其实三党之中，苏轼为首的蜀党除了他弟苏辙之外，顶多再加上个谏官吕陶，实在是不成气候，要不是眼下苏家兄弟身居高位和苏东坡文坛宗主的地位，估计都列不上；
朔党则是北方人的小团体，大多是台谏里的人，攻击力自然是最强的，势力也最大，以司马光为精神领袖；
洛党混得最差，一个学术团体在党争中简直就是炮灰，所以程颐出朝后，不少洛党的人改投到刘挚的朔党门下。
三党本都是旧党，不过司马光去世后，担任左相的是比他还年长一岁的吕公着，都快七十岁的老人了，实在是制不住这些后辈。
在这件事中，没有所谓蜀党的发声，朔党便轻易地将程颐撵出朝去，苏过很是开心，既给老爹腾出了位置，又没有拉到仇恨，完美的操作。
苏轼虽嘴上说侍读不好做，内心却也是有些期待的，毕竟孔圣人以下，谁不以身为帝师是无上荣耀呢？这是儒家最大的向往了。
宫里也很快下了诏令，安排苏颂和苏轼本官之外，兼任侍读一职。
苏颂时为吏部尚书，他出身福建泉州苏家，仁宗朝时与来自四川眉山的苏洵同在馆阁为官，便有联宗之举，所以和苏家兄弟也是极为相熟的。
接到诏书后，苏轼端坐于正厅，不停地手捋长须，苏过在一旁殷勤地伺候着。
“今天的功课如何了，”苏轼被他晃烦了，问道：“我看你比我还上心朝事。”
苏过忙答道：“早完成了，孩儿这不是替爹爹高兴嘛，以后见官家不就方便多了。”
苏轼点头称是，“是啊，官家年幼，除了宰辅和台谏，便只有经筵的讲官可以说上几句话。”
“不知官家是个怎么样的人，”苏过试探道：“会不会不好相处？”
苏轼泰然道：“为父岂是程正叔那样迂腐的人，自然懂得如何授课。”
也是，这方面倒不用担心，苏轼本是个风趣之人，在古板人那里自然显得轻佻，但是在孩子眼里却是幽默风趣。
苏过又问道：“那进宫授课能带个书童不？”
苏轼笑骂道：“滚出去，等为父需要人抬着才能进宫时，你这书童再来凑热闹不迟。”
苏过碰了一鼻子灰，耸耸肩溜走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和小皇帝接上头呢，跟着苏轼混进去自然是说笑了，经筵哪能这般儿戏。
不过苏过一颗蠢蠢欲动的心很快被压住了，单凭苏轼儿子、王安石学生的身份，就算见到了小皇帝，也起不了什么波澜，只相差五岁自然是个优势，但想取得信任还是得靠实力。
苏过又仔细想了想，手段倒也不是没有，抄几首诗词出来扬名对他而言不是什么难事，虽说库存不多，但好钢用在刀刃上总是不错的。可也有柳三变的例子在前面，分寸实在不好把握。
机会总是突然而至，这一年十一月，苏颂奉命检验太史局的各式浑仪，也就是天文观测仪器，发现问题很多，于是便以吏部尚书身份提举研制新浑仪，这就需要各种精通天文和数学的人才，他在和苏轼说这件事时，正好被一边伺候着的苏过听到。
苏过立马眼前一亮，虽说他的天文也只有个常识，但数学在这个时代总还是碾压的，于是上前请缨道：“小子近来于算术一道颇有收获，愿意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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